【简说】
     到了百日维新的后期，光绪帝大刀阔斧的变革暂时获得了成功，礼部堂官更换了，冗署冗员裁撤了，资深权重的李鸿章免职了，迹象表明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政府改组：召回翁同龢主内，张荫桓主外。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结合起来进行反扑。李鸿章通过杨崇伊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选择的突破口是康有为。恰好康有为鼓动光绪帝召见并提升袁世凯，触动了慈禧以及荣禄等最敏感的神经――军权。慈禧不便明说不让光绪染指军权，只得以发怒来以势压人。光绪感到压力，但并没明白问题出在召见袁世凯上，以为是慈禧不愿将法尽变和用人上的新陈代谢，于是一方面下密诏给杨锐问计，一方面继续重用袁世凯。杨崇伊通过李莲英了解慈禧心态，乘机出动沟通西太后、李鸿章、荣禄，取得荣禄的支持，便上密折给慈禧，说是翁同龢、张荫桓所信任和接近的人，有背叛朝廷的重大嫌疑，他们招引伊藤博文来华，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皇帝受这些人的蒙蔽，将危及国家社稷。自此，慈禧以统治安危的高度来看待局势。于是从9月19日开始了削减光绪权力的步骤，此时维新派还不知此变，杨深秀请联合英日的上折以及其调兵至颐和园的附片，更加深了慈禧的警惕。终于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日）发布训政谕旨。
【梦史氏按】
    下面是约三千五百字的原著摘要，虽然长一点，但它是从政变过程的角度来讲述的，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值得有兴趣独立探索此问题的读者浏览。不过，史实的链条，中间也有少量是用推断连接的，这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详说】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八章·第三节 扑朔迷离的政变过程"摘要
     9月5日（七月二十日）是百日维新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在这一天里，光绪帝至少发布了八道上谕，八道中有四道更值得注意，一道是赏加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道是礼部堂官被罢黜之后，新任裕禄、李端棻署理礼部尚书……；其余两道是对张荫桓两个奏折的长段批示……这时，光绪对张荫桓的信任，已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张荫桓有可能承担更重要的职责。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9月5日同一天，比张荫桓地位声望都要高得多的大学士李鸿章也向光绪帝上过一折，折中提出，应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应该说，李鸿章不是在反对改革，而是要使改革切合实际，周善可行。但是，光绪帝没有理睬李鸿章的意见。……
     李的免职，最关键的原因是李亲近俄国，和光绪要重新组织权力结构。……李鸿章是在伊藤自日经韩，乘肥后丸访华之际，被逐出总署的，这可视为中国政府将作重大改组的预告。高阳推断：未来的中国政府，将是翁同龢主内、张荫桓主外，具体地说，是由翁同龢主持军机处，张荫桓主持总署，而由礼亲王世铎与庆亲王奕劻领其虚衔。如果此一安排能够实现，符合西太后所同意的、见诸于定国是诏的"守旧图新"的基本方针；同时，翁同龢与张荫桓都无与荣禄为敌之意，相反地，必能与荣禄合作，形成翁同龢掌内政（吏治、教育）、张荫桓主洋务（外交、财政）而荣禄握兵权的、西太后也能满意的权力格局。
     光绪帝在京城大刀阔斧的变革暂时获得了成功，礼部堂官更换了，冗署冗员裁撤了，资深权重的李鸿章免职了。光绪帝的权威似乎也树立起来了。而且长江流域的两名大员刘坤一和张之洞也在积极地贯彻光绪帝改革的谕旨。……光绪帝改革的谕令，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兴办西学学堂和裁减冗署冗员等维新变革之事是开始在贯彻推行。长江流域的这种形势，无疑是对朝廷上层改革者的巨大支持，尤其是刘坤一和张之洞都主张联英、日的政策，更能鼓舞光绪帝的信心，但是对李鸿章和被罢黜的礼部堂官们来说，显然是感到更加孤立了。……
     ……一方面是由康有为在前台驾驶着急进改革的战车奋不顾身地往前闯；另一方面，为着保护自己切身利益的顽固守旧派在惶惶不安之中公开或暗中联络，伺机组织反扑。
     李鸿章虽然不属于极端顽固守旧者之列，但由于光绪帝和维新派对他的排斥，他决不会等闲视之，特别是他要防备，一旦新的权力结构建立起来，张荫桓正式取代了他的地位，那他的政治前途将不堪设想。从保护李氏家族的利益和淮军集团根本利益的目标着想，他一定要争取在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之前，将政局有利于维新派的势头扭转过来。……为李来完成这一政治使命的人是杨崇伊……李鸿章攻击的突破口是康有为，只要想办法能定康有为的'罪'，一方面可以阻止改革计划的实现，更重要的是由于康有为与张荫桓交往密切，张荫桓就必受牵连。张荫桓一倒，朝廷的外交大权肯定仍会落到李鸿章手里。李鸿章要定康有为的罪，光凭杨崇伊一人之力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第一，要借用顽固守旧实力向太后进言和对维新派攻击；第二，与掌握军权的荣禄协调一致；第三，说服西太后作出完全不利于维新派的决断；第四，促使维新派在政略上失误。……
     ……怀塔布他们说不动太后和荣禄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仅从自身的利害来反对变法，而不是从国家大计出发的。
     9月11日（七月二十六日），情况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光绪当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这一上谕与以往发出的任何上谕都迥然不同，它的政治含量太重大、太尖锐了，它可以一下就刺痛西太后和荣禄最敏感的神经，因为这意味着国家的军权究竟由谁来控制的关键问题。……在康有为等人看来，如果促使光绪帝拔擢袁世凯这一步能够成功，光绪帝如果真能独掌军权，那么就能开懋勤殿，拥皇帝登午门，处罚顽固守旧大臣，然后向全国宣布断发、易服、改元，再巡幸江南，定上海为新都。……
     ……9月14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向太后请安……赵柏岩此段话包含了好几层意思，他描述太后发怒的原因至少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太后忌恨光绪帝专权；二是怀塔布夫人的泣诉；三是李莲英等太监的助构；四是光绪帝为左右荧惑，坏祖宗之法。这四条尽管都可以引起西太后心中不悦，但是用不着以大怒的方式来对待光绪帝。既然改革是在太后的认可下进行的，这四方面情况的发生对于太后来说，是可以预料的，西太后完全可以用正常的方式对光绪帝加以限制或阻止。只有军权才是西太后的命根子，光绪帝要掌军权，才会刺痛西太后的心窝，但是心中的剧痛又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西太后只能以发怒的方式来解决，即以势压人，而无法以理服人。如果把西太后的发怒放到9月11日－14日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这一具体历史境况中看，事情是不难理解的。
     面对西太后的满脸怒气，光绪帝在事实上不可能继续陈述开懋勤殿、改易服制等变法的要求了。……也许光绪帝并不知道康有为他们保荐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也许光绪帝对太后的发怒并未往召袁世凯方面去想，而真认为太后只是不愿变法、不愿罢大臣、不愿用新人。无论如何，光绪帝在太后的盛怒之下，感到了不可抗拒的压力。9月15日，光绪帝赐杨锐密诏……
     因为西太后没有公开指责光绪帝召袁世凯入京陛见之事，所以，密诏中只字未提袁世凯，不但未提，而且光绪帝还逆着西太后的心思继续往前走。他召见袁世凯之后，又紧接着给袁世凯提升官阶。
     ……如果说前几日要召见袁世凯的消息对西太后、李鸿章、荣禄等人还只是密切关注的话，那么，这一上谕的发出，就足可以使他们万分地警惕了。御史杨崇伊立即出动，沟通三者，策划政变。……
     杨崇伊去天津找荣禄，大约是在9月15日或16日，……荣禄要杨崇伊回京与庆亲王奕劻商量，并写了亲笔信托杨交庆王，表示自己赞成和支持政变。
     从上述情况看，政变发生的直接源头起于光绪帝召袁入京陛见，引起西太后的惊疑和发怒。怀塔布、李鸿章等被罢免的高级官员正伺机反扑，阻止光绪帝的改革。因杨崇伊与李莲英的关系，得知太后的真实心态，遂乘机联络荣禄与庆王，策划拥太后再训政。
     杨崇伊此折是政变发生最为关键的一步，最值得重视。……杨折从文廷式说到康有为，又从黄遵宪说到伊藤博文，目的是要告诉慈禧：翁同龢、张荫桓所信任和接近的人，有背叛朝廷的重大嫌疑，他们招引伊藤博文来华，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皇帝受这些人的蒙蔽，将危及国家社稷。在看到杨崇伊的密折之前，慈禧是不会从如此严重的角度来考虑光绪帝所推行的变法的，她所关注的无非是光绪权力的范围、用人是否合适、进退大臣是否妥当。但杨崇伊密折一上，使慈禧对变法的看法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只要慈禧听信杨崇伊之言，维新派顷刻就会被摧毁；光绪帝以长江流域几大重臣为支撑点的联英日战略就会立即搁浅；翁同龢复起与张荫桓组织新的权力中心的打算就会化为泡影；而李鸿章集团自甲午战争以来的被动局面，就会根本改变。……
     杨崇伊……他从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安全着眼，使慈禧即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她便作出了决断。首先，必须在光绪帝会见伊藤博文之前，警告光绪帝，不能聘伊藤当什么顾问；其次，立即拿办康有为等人，以消除祸患。
     ……
     由于杨崇伊的密奏而促使西太后作出政变的决策，与由于光绪的密诏而导致康有为等人作出防止政变而采取行动的决定，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即都发生在9月18日（八月初三日）这一天。……
     ……
     慈禧回宫怒斥光绪之后，光绪即已失去自由。为了减少外交上的压力，在已预先安排好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这一活动没有过去之前，慈禧没有发出训政的懿旨。宫中的变局进行得平稳而隐秘。……
     对宫中发生的事，维新派全然不知。故在初五日这一天，御史杨深秀还在向光绪帝密陈联英日之策。……光绪帝既然初四晚就已被监视，那么杨的密折很可能就直接落到太后的手里，这就无异于上了一份自供状，在太后的心目中，更加证实了杨崇伊的密折所言不虚。
     杨深秀的密折的附片是向光绪帝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建议，……如果光绪接受了这一建议，袁的军队，或维新派组织的队伍，就可合法地开到颐和园附近。从这个片中所包含的意图来看，康有为要调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迫其赞同大变全变的计划，可能确有其谋。……
     9月21日，上谕宣布慈禧训政。……
     ……
     苏继祖记政变发生的原因，颇发人深省。他说："诸大臣中，并非皆与皇上有嫌，皆与康有为不两立耳，所以然者，忌之、恨之、畏之。盖康之上书，曾有云：'缓变不如急变，小变不如全变。'又云：'变法尤须变人。'又曰：'衰老大臣精力不足以辅新政。'兼之裁冗官，许言事，用新进，凡诸臣之求富贵、保身家之道，将尽行蔽塞之矣，安得不以死命争之？非禁皇上，不能去康有为也……
     一伙顽固守旧的大臣，在康有为急进改革的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造谣、构陷，不遗余力。顽固派要除掉康有为，必须剥夺光绪帝的执政权，要禁制光绪帝，必须抬出西太后，要抬出西太后，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实力稳健大臣的参预；二是要有能激起太后愤怒的事实，这些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政变最先裸露出来的原形，是剥夺皇帝的执政权，除掉康有为这一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