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荣禄是政变主谋吗?
……先谈一谈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心态。
慈禧是政治天才，她永远了解她的权力的临界限度，收放自如；但她同时也是个平凡的妇人，情感状态跟民间一般富贵人家的老太太，并无多大不同。当她进入中年后，自以为平勘大乱、功在社稷，晚年应该享享福了；……
……总之六十开外的太后，心态可用“好逸恶劳”四字来形容．只要光绪没有重大的违误，她是不愿意出而训政的。
荣禄百分之百忠于太后，以太后的意旨为意旨；太后好逸恶劳，他就决不会有训政的建议。而且荣禄亦深谙外事，能顾大局，如后来的全力反对废立，即为明证。如果说荣禄要请太后出产训政，只有一个原因，便是他本人的地位权势，受到严重威胁，但当时他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部军权，都归他掌握，地位稳固无比，并不需要太后临朝才能庇护他。
因此，当“王照事件”导致德宗震怒，礼部“六堂全革”以后，保守派全力活动，请太后训政时，慈禧辄嘱以与荣禄商量；荣禄深知，太后训政，只是大局剧变的开始，而非结束，训政无非废立的前奏，那一来将引起国际干预，危亡立见，所以一直虚与委蛇，尽管游说者如杨祟伊等人，仆仆京津道上，却一直劳而无功。
其次，荣禄处事细密，像太后出而训政这样的大事，应该有一整套计划，断无片刻奏对，仓促定策之理。
这是就情理上推断，荣禄不可能为政变的主谋。至于事实上，亦就是荣禄是否如黄先生所说的，曾于八月初四微服进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当时的交通情况。
二、不可能的“微服进京”
……
四、谭嗣同是白痴吗?
但如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
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有的；不过那是另一种说法，亦为促使慈禧出而训政的直接导火线，是整个政变的关键所在。……
……
须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肮脏龌龊的一幕政治丑剧，其“重要职员”如下：
舞台监督：李鸿章。
导演：刚毅。
副导演：李伯行。
编剧兼剧务：杨祟伊。
五、“杜周刀笔须深刻”
康有为自以为是受衣带诏的董承，其实在这出“逼宫”中，他演的是华歆的角色。至于这幕丑剧的情节，我要介绍汪公纪先生尊人汪荣宝公使的一首诗。汪公使在戊戌年以拔贡官部曹，目击其事，赋诗甚多，有《重有感》十首七律，其第八首云：
十五勾圆夜动摇，绣衣逐捕隶兵骄，
杜周刀笔须深刻，陶侃戎衣竞寂寥；
坐见刊章收北寺，虚闻对簿就东朝。
弋人岂得忘矰缴?尚有冥鸿在九霄。
这首诗，真是吴梅村一派的诗史，解得其中典故，真相自出。首句“十五勾圆”指上弦的八月初七夜间。第二句“绣衣”非指御史，借喻为锦衣卫，谓自八月初八日起，步军统领祟礼，奉旨大捕康党。
第一联“杜周”指刚毅。杜周为汉初酷吏，刚毅起家刑部，身份相合；所谓“刀笔须深刻”者，八月十三日先杀“六君子”，然后于次日以上谕宣布罪状，有“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高阳按：“陷害”二字为后来编纂上谕时所加，亦是很深刻的刀笔，为废立的张本)。“乱党”指谁?除了袁世凯没有别人。若谓谭嗣同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试问证据何在?同案中人走的走、死的死；惟一可以对质的只是一个袁世凯；所以朝廷诬控，迫袁世凯以诬证。袁世凯如果不这么附和、刚毅便立即在“纠约乱党”四字上做文章，袁世凯首领亦将不保。这四个字的“深刻”，甚至于袁世凯在宣统元年被逐后，犹恐翻老账；《戊戌日记》之作，在当时是惟恐刚毅追究“乱党”，被逮后没有答辩的余地；宣统元年，袁归洹上，而由张一麟经手，刊此作于南通“翰墨林”书店，用意亦同。因为隆裕及摄政王载沣，要为德宗报仇杀袁世凯，只有这条罪状可致之于死地。袁世凯在日记中一直强调与荣禄同心同德，即因荣禄为载沣的岳父，使之投鼠忌器，不敢轻发。
下一句的陶侃，即指荣禄。东晋初年，陶侃镇武昌，居长江上游，为朝廷柱石；当时只有荣禄的身份，堪以相拟，而“戎衣寂寥”，竟无举动，所以然者，前文已有解释；由这句诗可以进一步证明，荣禄非戊戌政变主谋。政变之突然爆发，另有原因，后面会谈到。
第二联上句，“刊章”即拘票；北寺为东汉宦官聚集之地，有“北寺狱”；此与“绣衣”意同，皆指步军统领衙门。崇礼为内务府包衣，因可以宦官视之。
下句“虚闻对簿就东朝”，亦为实录，“六君子”被逮后，本应祟礼之请，派御前大臣庆亲王奕劻主持会审，庆王并已派定总署章京陈夔龙、铁良承审，且面嘱保全杨锐、刘光第，不意事忽中变；刚毅“口衔天宪”，命绑赴市曹，一律处斩。因为这一案是不能审的；一审，李鸿章、刚毅的阴谋，皆将暴露无遗。
结尾两句，即指飞鹰轮船长奉命纵放康有为一事。总之，非纵康有为于朝廷王法不到之处，不能杀四京卿；非杀四京卿并迫袁世凯诬证，不能捏造危及太后的逆谋；非捏造此一逆谋，不能促使太后出而训政，并杜外人干预之口。其间因果衔接，脉络分明；至于杨祟伊在此丑剧中，是摇羽毛扇的角色，亦见汪诗，其第七首结句云：“定策殊勋谁第一?青袍御史气如云。”即指杨祟伊，时官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此人与李鸿章长子李伯行为双重的儿女亲家，其于杨所娶李伯行长女李国燕。杨圻即杨云史，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集》，为他的诗词集题□（上山下而）的，诸公道是谁?康有为！
六、光绪的“新政府”
……
因此，李鸿章之于伊藤自日经韩，乘“肥后丸”访华之际，而被逐出总署，可以视之为中国政府将做重大改组的预告。而综合上述情况所显示的意义，亦可明白看出，未来的中国政府，将是翁同龢主内，张荫桓主外。具体地说：是由翁同龢主持军机处，张荫桓主持总署，而由礼亲王世铎与庆亲王奕劻，领其虚衔。如果此一安排能够实现，符合慈禧太后所同意的，见诸于“定国是诏”的“守旧图新”的基本方针；同时，翁同龢与张荫桓都无与荣禄为敌之意，相反的，必能与荣禄合作，成为翁同龢掌内政(吏治、教育)；张萌桓主洋务(外交、财政)；而荣禄握兵权，是个慈禧所必能满意的局面。
七、岌岌可危的李鸿章、刚毅
如果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便等于宣告两个人的政治生命的终结，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刚毅。当翁同龢当政，与张荫桓办理对德交涉时，李鸿章因为有把柄(受俄之贿)在俄国人手里，被迫为虎作伥，旅大完全断送在他手里，所以张荫桓曾与翁同龢密谋倒李，疏稿已具，只因恭王作乡愿，而翁又懦弱无坚持的魄力，事不果行。李鸿章受俄国挟制的内幕，光绪亦颇有所知，所以一旦翁、张联合执政的局面出现，如果要翻老账，李鸿章的身家不保，亦是意料中事。至于刚毅，《缘督庐日记》作者叶昌炽，称之为“木讷令兄”者，为翁同□（左土右寿）所提拔，而竟反噬，别自有故，……
……睚眦之怨必报的小人，必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认定翁同龢复起，将会对他做极重的报复，所以自然而然地与李鸿章走上了一条路。
李鸿章与刚毅为了阻止翁、张联合执政的局面出现，由杨崇伊以言官的身份，密折奏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其最后一段云：
风闻东洋政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采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四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报，俯念臣庶呼吁之切，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谘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分别严办，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臣愚昧之见，缮折密陈，伏乞圣太后圣鉴。
此折明白显示作于伊藤博文七月二十六日到津以后，二十九日入京以前，由于皇帝已经亲政，言官径缮密折呈皇太后，有悖定制，所以不能公然呈递，最初是托军机大臣王文韶、廖寿恒转呈，王廖胆小不敢，但杨祟伊策动太后训政的密谋，已经外泄；翁同龢由“京电”中获知其事，忧惧畏祸，自己打了退堂鼓，这就是他的日记于戊戌七月三十日下，删存“发京电”三字的原委。
苏继祖《戊戌朝变纪闻》，于七月二十八日条下记：“是日杨崇伊至天津见荣相。”当是请训政之折，谋之于王文韶、廖寿恒而无结果以后的事；但天津之行，显然亦并无结果，而伊藤博文业已到京，紧接着袁世凯进京，大沽口外，则除日本护送伊藤博文的军舰以外，复有英舰巡弋至此。这些偶然的情况合在一起，产生了“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之说”；但此说法有两种不同的内容，一种是对外宣传，谭嗣同说袁举兵勤王；一种是在慈禧面前所作的谣言，说张荫桓、康有为已与伊藤博文商妥，由日本派军进京劫制太后，但伊藤须得光绪亲口一言，方能照办。如说袁世凯举兵，则慈禧平生阅军报无数，决不会信此谰言；倘谓日本派兵围颐和园，则慈禧不能不惧，因为将朝鲜的“大院君”劫至中国，软禁于保定莲池书院，是她亲身所经历的事，岂能毫无警惕?
八、太后训政决定于光绪接见伊侯时
因此，当杨崇伊于八月初二日赴海淀，次日透过庆王递上请训政折后，慈禧决定要亲自观察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情况以后，再做定夺。……
《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维时皇上尚在勤政殿接见日相伊藤博文，宫中府中，不暇传宣警跸，慈禧已回西苑。”此所谓“警告”，即谓张萌桓、康有为勾结伊藤，派兵围颐和园之说。
王庆保、曹景昆合著《释舍探幽录》记张荫桓本人的话说：“噫!我之祸亦由于此。此次伊藤系自来游历，我因与彼有旧，至京时来见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列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遂疑我与彼有私；及后有康(有为)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太后愈疑我矣。夫复何言?”这是张荫桓亲口所述，自属可信；证以客观的的记载，确有易生误会之处。
由《时务报》分化而来的《昌言报》第八册，转译日本《梅尔报》所载《伊侯觐见时问答》云：伊藤及其随员朝见肘，均赐坐；随员座位稍下，“惟相距不远，故皇上与伊侯问答各语，听之亦殊了了”。由此可知，问答之语，即为随员所记。重要的问答共分两段，正好都是云间云答；“余皆无关紧要之谈，故略而不传”。
在前后两段问答之间，有这样一句话的记录：“是时，上与侍立之某大臣，耳语移时”。此侍立大臣，当然就是张荫桓。这就足够使媒蘖者，有谗言可进了。而在“耳语”以后，光绪的话是如此：“贵国与敝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这段话当是由张荫桓以英语传译，而慈禧不会懂得他到底说些什么?不过皇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伊藤只要提出“何者当兴，何者当革”。他会尽量接受建议，那一来慈禧及守旧派所深恶痛绝的，如皇帝出国游历；废科举；断发、易服、改元等等新党的“谬说”，都会在伊藤博文的书面建议中出现。太后如果不赞成，皇帝亦很可能提出客卿之言，不能不尊重的说法，迫使太后屈从。
另有一段问答是如此：“问：贵侯拟在中国盘桓几时?答：原拟勾留两礼拜，据目下意见，尚须多留七八日。”这七八日当然是为了与总署王大臣讨论兴革事项。清朝办事的规制，无论多重大的问题，交付廷议，在半天之内，必有结果；则七八日可以谈多少大事?而最可忧虑的是，伊藤由坐而言发展到起而行，如杨崇伊奏折中所说的“将专政柄”。因此，我相信慈禧太后出而训政的决定，做成于此时；……
原文见《手掌上的夕阳》（高阳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第169到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