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袁世凯的提升有无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
     ……也因为以上几点，我以为，袁世凯的晋升，很可能光绪帝向慈禧太后面禀过。
     其二是袁世凯的晋升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对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变化，其事务并无变化。当时驻在直隶的三支主力部队，聂士成为直隶提督，董福样为甘肃提督，皆为武官的从一品，相较之下，袁世凯的文官正二品，与之相差不多，尽管文官的地位在当时要比武官高出许多。
     而袁世凯此次晋升，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谕旨中所称的"著随时具奏"。他获得了上奏权，有了与光绪帝直接文字交流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的意见需要通过直隶总督荣禄。
     其三是袁世凯的晋升光绪帝有无深意?
     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均已证明，康有为及其党人，早就对袁世凯进行工作，以期待在今后的政治变化中定能拥帝倒后。尤其是戴先生的论文，以徐世昌日记揭示了戊戌年六月徐仁录在天津、小站的活动以及徐世昌、袁世凯的表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光绪帝对康党的军事策动工作是知情的。由于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与光绪帝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谈，而此类情节也难以用文字方式上奏，似又可以反过来推断，光绪帝对此一无所知。由此看来，我以为，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可能有几分道理。周传儒先生1980年文章称："据新会所说，慈禧拟于天津阅兵之顷，实行废立是事实。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觐见，企图引袁自卫，亦属事实。"梁启超此论的前提是天津废立、并光绪帝发现其谋。今日的各位研究先进，如赵立人先生、杨天石先生对后党的天津废立阴谋，均持否定态度，认为此是康有为的想像或为军事策动而制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像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我同意各位研究先进的说法。就前节所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无论是训政还是废帝，慈禧太后都无庸跑到天津借荣禄之力，更何况天津阅操决定于四月二十七日，具体时间决定于七月初八日，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危机。但我仍以为，梁启超的说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似有"引袁"之意。对此，也有一些痕迹可供今人思索：其一是，当日谕旨中"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似有鼓励袁有事不必经荣禄，而直接上奏之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初二日袁世凯谢恩召见时，据袁世凯的记录，光绪帝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后一句话明显的是让袁摆脱荣禄的控制。其三是据袁世凯称，他在被召见的当日，要求尽快请训，以便其回天津为阅操准备。而当日发下的交片谕旨是初五日请训，也就是说，光绪帝在召见的当时，知道其后还会再见两次，一次为谢恩，一次为请训，而请训之日，光绪帝已回宫而不在颐和园。
     光绪帝"引袁"的目的是否如梁启超所称，企图"自卫"，即与慈禧太后将来以武力相抗？这似为不可能，因为前一日给杨锐的密诏中还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想法；但他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各事"，却透露出其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他想摆脱老臣们的包围，用新派人士开出一些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