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三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现了政治权力的异常，由于该件十分重要．特引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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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要害的是"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一语，也就是说，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最先注意到这一奏片的是林克光先生。他于1987年写了两篇论文，称此日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实际日期，从这一天起，光绪帝"失去了单独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也支持林先生的看法，称"这种变化表明光绪帝已不能自行处理日常政事，他只能'拟定办法'，然后向太后请示，待太后同意才能办理，权力已转移至太后手中。"
     应当说林先生在此有重大的发现，但他放大了这一发现，其结论是不正确的。从《上谕档》来看，上引军机处奏片中侍讲学土陈兆文保举李授勋片，就奉明发谕旨一道，"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著预备召见"，即没有经过慈禧太后而下发了。而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陈兆文的正折是《请召张之洞入直军机折》，光绪帝甚至就没有上送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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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将《上谕档》、《洋务档》、《随手登记档》等档册参核对照，可以看出，凡属于"酌议"之类的折件，都是没有直接上奏权而由各衙门代奏的司员士民的条陈、折、片、呈。惟一的例外是七月三十月四品京堂王照的《敬陈管见折》，前已说明，此折是王照奏请将袁世凯军调往河南剿匪之折。而有直接上奏权的督抚疆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的奏折，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当日处理当日下旨的，并末进入"酌议"之类程序。由此可以看出，自七月二十二日后，光绪帝收到的奏折分成两类：有上奏权的衙门或官员之折件，仍由先绪帝朱批、下旨；而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之折件，则交到军机处进行"酌议"，提出处理意见后，再送光绪帝，有如内阁的"票拟"，而负责处理后一类折件的，我以为，正是于七月二十日奉命"参预新政"的4名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
     在杨锐等4人入值前，军机处的构成是，军机大臣6人，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共38人。其班子已经是很大的了。原本家机章京的员额数量是固定的，出缺1入，补入1人；每次补人均由军机处上奏片请旨即可。杨锐等4人人值，与以往做法有所不同。……
     ……由于军机处的工作在当时是保密的，而参预新政四字并无明确的界定，因此杨锐等人的工作实情，外人并不知晓。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显然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杨锐等人的工作。……他对杨锐等4人在军机处的作用显然估计过高。
     杨锐等人对他们的工作，也留下了其私人的记录。杨锐五月二十八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遂奉命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三人，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即日入直。朱谕云："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命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势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供朕裁夺，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圣训煌煌，只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签有甚不妥当者，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也。
     刘光第在八月初一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得被恩命："赏给四品卿街，著在军机章京(即俗称小军机是也)上行走，参预新政。钦此。"(此同杨锐、谭嗣同、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预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兄本拟明岁节省得余钱为买山之资，使可归田。乃无端被此异遇羁绊，且又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但学术不明久矣，上书者多可笑，且有讦告恶习，斯为流弊耳)。汝于交游中，如见有欲上书者，必须真有建白方可，否则不如其已也(盖目下条奏既多，即好者亦多与人雷同，便无足观)……兄二日一班，每日须于三更后入值，忙迫极矣。
     这些均是杨锐、刘光第在入值之后写给亲人的私信，言词中没有避讳。他们称自己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而在当时的公文用语中，"条陈"与"奏折"、"附片"是有区别的。前者多指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进呈之件，后者已有固定的书写格式以及对应的处理方式。从上引私信可见，司官士民的时务条陈并未由皇帝亲拆并伴随旨意下发军机处，而是直接下发给新进的军机章京，由其加签语，其工作方式与内阁的"票拟"大体相同。
     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每日的奏折不过10余件至20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则不同，数量开始增加。四月"目日维新"开始，奏折数量再次上升。六月准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后，又增加了新的部分。而七月王照超擢三品衔四品京堂后，似乎开出了一个登进之门，涌入了潮水般的条陈，军机处每日收到的折件已是正常情况的几倍，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最明显的事例是，此一时期的军机处各种档册，尤其是《随手登记档》，不像以往那样井井有条，而是有些零乱。对于数量急增的司员士民的条陈上书，军机处的工作已处于饱和，有点处理不过来了。在此情况下，由新任"参预新政"的四章京专门处理司员土民的上书，也是很自然的办法。
     虽说杨锐等4人人值军机章京时是以四品卿衔，地位不低，但当时原有的军机章京，皆由京内衙门得力司员调任，地位也相当高。在当时的滥保下，军机章京的头衔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尽先即选道员、得道员后加二品衔、花翎三品衔、兵部郎中惠兆"。当时的军机章京中，三品衔达14名、四品衔达12名，杨锐等人的品级比起来也不算高。杨锐等4人的任职指明"参预新政"，由此并不在原有的军机章京中排班。"他们4人分成了两班。他们的工作与原有的军机章京班底并不混在一起，工作中也有不合拍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们经常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与代奏的机构搞错。……
     ……初四日签拟办法送慈禧太后审定的，只是由翰林院、内阁、户部、兵部代递司员条陈折共11件，而翰林院代递的编修黄曾源1折2片因奉光绪帝旨"存"，也只是上送。
     对于我这一结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来自林旭的证据。据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五日，林旭、严复来到郑的住处，林旭称："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今日悉呈太后览之。郑记中"今日"的时间有误，但"新章京所签诸件"一语，却说明了八月初三日政治权力异动的范围。由此我以为，林克光先生1987年两篇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称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已经发动致变，光绪帝失去单独理政权力的结论，是对部分事实的放大，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