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摘要：
   政变的导火线多谓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据袁自言，他于九月二十日下午返抵天津，仅向荣禄略述内情，并说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第二天即政变之日，始对荣禄备述详细情形。”即使如此，二十日下午所谈，已足以令荣禄明白一切。京津相去一百四十里，当晚荣禄定必将消息报告慈禧。政变如箭在弦,绝不能免，以袁的机警，自知何去何从。袁的兵力不过七千人，京津一带驻军不下数万人，北京、天津皆荣禄掌握，不要说袁部难以开往北京，纵使于天津阅兵之时，采取行动，亦无慑服他的胜算。何况慈禧的威严犹在，中枢及地方要津几尽为旧党所据，毫无权力的光绪与仅放高论的康有为辈，如何能和他们对抗。袁为自身利害，不仅不听从新党之议，冒此大险，且欲向对方建功。
房德邻《戊戌政变真相》摘要：     袁世凯告密说通常是这样叙述的：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说袁世凯勤王，袁佯作答允。初五日袁请训后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报告慈禧太后，太后遂于初六日训政。而荣禄具体是怎样向太后报告的，则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如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写道：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袁许诺，"至天津，适聂土成以军事上谒制府，士成淮北统将，统武毅军五千人，驻芦台，非有急，不轻离营。袁世凯疑荣禄已觉其谋……遂叛有为，反输其情于荣禄。荣禄大惊，遣人变服赉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时八月初五日也。太后漏四鼓还宫，即收上印绶。"54而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则说荣禄亲自告变，他写道："（袁世凯）至天津告密于禄，谓奉帝手诏，令锢后杀禄。禄大惊曰：'子意云何?'袁世凯曰：'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禄感极，即嘱世凯守津，而自乘火车微服入京，奔颐和园告变。时已午夜，禄扣园门，门者初不纳，继有侍卫出，知为禄，始导之入。及后宫，捶户呼内侍，群奄惊起，以为火也。迨出见禄微服，益诧，诘其何来，禄对有急事，须进见。时后已寝，闻报，召禄入内室，卒问曰：'岂康有为等谋变耶?'，禄对诚如慈论，因陈世凯告密语，后大震怒，连呼小子负心，立命驾还宫，而令荣禄驰赴宋、董诸军，谕其防变。"
    另一种说法是荣禄电告北京。
   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天津领事给日本外相发出一份电报："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中国皇帝突然被迫下野以及惩办康党，主要是因为皇帝在九月十九日(阴历八月初四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4000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61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则报导说："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补侍郎袁慰帅晋京陛见，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幸皇上天亶聪明，未为所惑，而慰帅微有所闻，即于初五日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62这两条史料所述袁世凯得知密谋的经过并不相同，明显都是错误的，说明作者并不清楚训政经过，值得重视的是两条史料都说由荣禄电奏太后才引起训政的，但未具体说明电报怎样达及太后之手。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至李盛铎函倒是说得具体些："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邱（奕劻）达之。

【梦史氏按】上引房德邻论文摘要，指出了几种说法，房氏是不赞成这些说法的。下面附他对这这些说法的批驳。
【附】
  胡思敬和费行简写得比较细致，费行简且绘声绘色，如所亲见，但是均经不起推。
  袁世凯初五日上午11时40分乘火车离京。到天津见到荣禄时已是六时左右了。骆宝善曾对袁世凯见荣禄的时间作了细密考论，他写道："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巳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56。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57袁谓'诣院谒荣相'时'日已落'58当符实际。"59袁世凯见到荣禄时，荣禄处又有客人，直到"二鼓"袁才离开。如果荣禄要告变，当在"二鼓"以后，"二鼓"约晚上10时左右，荣禄不可能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那年月没有夜班火车。荣禄派人送信去，这位差人骑马到京最快也得5个小时左右，他到庆王府后，奕劻得先看一下信，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立即奏报太后。按照胡思敬所说，太后接到奕劻转递的"腊书"后，于"漏四鼓还宫"，这就是说奕劻是赴颐和园告变的，而奕劻家住北京地安门外定府大街，颐和园则在北京西郊，奕劻如果乘车走这段路程至少需两小时以上，且夜间出行，尚需叫开西直门，颇费周折。如果天津的告密人"二鼓"出发，慈禧太后于"四鼓"还宫，两者相隔不过4个小时左右，告密是来不及的。
  胡思敬和费行简都说天津来人是初五日夜赴颐和园告变，太后则从颐和园赶回宫中，但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太后初四日已回宫，这说明胡思敬和费行简对训政经过并不清楚，所述得自传闻。顺便说一下，就我见到的关于荣禄亲自或派人赴京告变的史料，全都说是到颐和园告变，可知都是得自不实的传闻。
  电奏比荣禄亲自赴京告变似乎合理些，但荣禄却不可能采用。当时北京中央各部门只有总理衙门和兵部设电报房，所以电报不能直达太后处，需经奕劻这样的王大臣转递。奕劻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如果要发电报给他，应发往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有严格的办事章程和保密制度，但是不能很好地贯彻，事实上管理很混乱，时常泄密。张元济曾回忆说："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竞不注意保存，任何入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64本文前引驻日公使裕郎西的密电也被张元济等看到了，并被传扬出去。荣禄为保密起见，不会通过总理衙门去告密。据时人记载，荣禄在政变前与慈禧太后之间的联系是由大臣、宗室往来传递消息的，连初六日太后训政的消息也是杨祟伊赴津相告的，而不是电达的。 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