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戊戌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具转折意义的事件。政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袁世凯在其中究竟
扮演了何种角色?长期以来，于此见仁见智，进而成为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人
是案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都委实太大，因此引起众多论者经久不息的探究兴趣也是自
然。概言之，对袁世凯与政变关系的评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政治评判阶段(约1898—1916年)。……
道德评判阶段(约1916—1950年代)。……
学术评判阶段(约1960年代—)。……
时至今日，对疑案的阐释经历了政治、道德的评断而归于学术的研判，感情因素日
少，理智因素增多，题外的“画外音”渐少，而更多地归于就事论事。这一切，无疑为研究
更加趋近史实开辟了路向。
二
如前所述，否认袁世凯告密是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的见解，并非新说。只是长期以
来，这派的言路和思路受政治和道德标准的压抑而难以发挥。近年来，因学术标准渐成学人
共识，此一旧说为学者们用种种新材料新思路加以阐释，而有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应该说，
研究有长足进展（11），但绝非所有环节都能丝丝入扣。于此，别不多谈，只提出一点，如果
袁世凯没有告密或在政变发生后才告密，何以摆脱他是维新党人同盟的嫌疑?因为这中间相隔
有几天时间，期间隐匿不报，政变发生后才报告，除了让人产生他有避嫌的拙劣投机心态外，
又有多大意思?这种为了洗刷嫌疑的告密除了愈洗愈黑适得其反的效果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作
用?况且，袁世凯如果没有戊戌政变中建有“奇功”，又何以解释他后来为什么能够那样迅捷
地获得慈禧、荣禄的信任，从而飞黄腾达?这不是今人才有的疑问。“八月十三日(9．28)复有
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
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
人，无所谓首鼠两端”（12）。荣禄此言大可玩味，根据何来?
依鄙见，既不接受八月初五日(9．20)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
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窃以为：袁世凯是
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9．19)，袁告密是造
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下面具体申论之：
首先，来自袁世凯记述中露出的蛛丝马迹。……综观“日记”，最大的疑窦所在是八
月初四日的一整天在通篇日记中居然不著一字。……来自各方信息证明，谭、袁结束谈话的
时间当在初三日午夜将近初四日凌晨时分。而初四日，正是戊戌政变史上有重大变故的日子，
这天，康有为在得知密谋难以举发后，逃亡出京；这天，慈禧打乱了原定计划，突然回宫；
这天，光绪不再回到他过去习惯居住的养心殿，而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遭长期囚禁
的处所（19）。也就是说，这是异常关键的一天。……袁自称：谭嗣同去后，他“反复筹思，
如痴如病”（21），心理受到重大震撼，这几十个小时最是要紧，袁却只字不提，恰恰说明其
正有不可告人的隐秘，他是不能记，不敢记，而绝不会是无事可记。袁氏所记其行踪还有一
反常之处，初三日白天，荣禄曾因英国兵船多艘至天津大沾的突发事件，紧急进行兵力调动，
除急电袁世凯外，还不放心，又特派“专弁遗书”，令“即日回防”。袁不敢怠慢，因为初五
日光绪召见的日期前已排定，所以只得赶紧让幕僚起草奏折，“叙明原由”，打算提前一天“诣
宫递折，请训后，即回津。”谭嗣同来访时，袁“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赶办这件急事。谭
嗣同在袁寓所逗留时，袁也以此事为借口，“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但是，在谭离去后，
袁却把回防的急事搁置，也不再赶办提前请训的奏折。试想，回防牵扯到外交军事，何其之
大！何其紧迫！而且，是其顶头上司迭次急令，袁最初不惜让召见日期提前，变动皇上的既
定安排。这事又是何其之大!而随之将这一切改变，这势必有比回防更为重大急迫的事要办，
这就是谭嗣同来访透露的天大密谋。……袁世凯必须抓住时机的另一层理由是担心密谋会被
维新党方面提前泄露，这并非没有可能，谭嗣同访袁，有多位新党人物知晓，袁回忆，“此是
何等机密之事，彼等在别处亦昌言不讳。次日，京中已有交头接耳谈及此举者矣”（23）。假
如慈禧是从其他渠道而不是袁世凯那里知道密谋，袁在后党方面将百口莫辩，袁必须先行下
手。……
其次，来自张一麐等透露的若干信息。……张一麐“寓海淀旅店”的记述便大有值
得计较的地方了。莫不是袁世凯与谭嗣同在法华寺会面后，又从城中赶到海淀。更加让人起
疑的是，八月初三日，光绪已由颐和园返官，然后一直居住在紫禁城，而这时慈禧却居住在
颐和园，帝后二人是分居城里城外的。循此思路以进，那么，袁世凯在这非常时刻到近离颐
和园的海淀来干吗?……袁世凯亲随对此有目睹，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
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那
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31）。此处说到的“某亲王”当指庆王奕劲，此间，袁、庆
有数次接触，“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32）。(与维新派有密切往来的杨度在政变后
也得到消息，“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北京档案史料特辑·杨
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l年，第l12页)……
再次，来自袁事后所受的非常礼遇。……八月十日(9．25)，朝廷“电寄荣禄，着即
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着袁世凯暂行护理”（40）。可见慈禧为首
的朝廷的信任有加，若袁对慈禧没有大功劳，很难想象慈禧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将如此重要
的职务授予。……反之，若没有告密，又何以索解后来光绪对袁的那种死难瞑目的深仇大恨，
“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隆裕视疾，盖常见之。及大渐，闻书片纸，私与隆裕曰，杀余者某
人”（43）。这里，告密时间的早晚具决定意义。正因袁世凯在初四日就已经完成了告密过程，
所以，此后他的行动便比较从容，次日，他结束陛见后，不着急地在车站等候官员同行，返
回天津见到荣禄后也只是“略述内情”，因有外客来访，袁也就不急于把情况讲完，“约以明
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袁两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也不再是如何
保护慈禧，而是如何保护光绪，两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44）。假如袁在此前没有告密，
事态异常紧急，以荣、袁的地位和精明，办事岂能如此怠慢?再者，若是袁此刻才告密，处在
危境的是慈禧，而非光绪，荣、袁的操心岂不是南辕北辙?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袁在京城已告密，
回津后复将情况汇报荣禄，这时，处在危境的已不是慈禧而成了光绪，要维护光绪又不招致
慈禧的猜疑才是需要反复筹商也难有“善策”的事。之后，荣禄到京，也确实在调和两宫关
系上作了工作，使光绪政变后受辱状况略有改善。（45）
复次，来自外人的记述。……
又次，对若干疑窦试作解答。疑窦一，如果袁世凯在见到谭嗣同后旋即告密，谭即
为第一“凶犯”，那么为什么慈禧等没有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清廷拿问谭是在初八日，……
这当是因为慈禧是经验老到的统治者，政变又是非常大事，其操作起来极其慎重。以当时局
势的轻重缓急，最重要的当然是宫内的皇帝，只要将其控制，其他的都不足虑，所以她贯彻
先宫内，再朝外，先光绪，再康有为，再军机四卿，再其余党人，范围由内向外逐步扩大，
政变手法十分富有层次和节度。……疑窦三，若是袁世凯已经把维新派的武装谋划泄露，为
何在初期的逮捕状中没有“围园锢后”的“滔天”罪名?……它在时间上并不能证明慈禧等没
有迅速得知“围园锢后”的情报，而只能说明此案关系重大，牵扯帝后宫禁和血腥杀戮，须
费时日慎重处置，“捕康党六人，廖(寿恒)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71）。有经验的
政变发动者为尽快控制局势，迅速逮捕人犯，减少社会纷扰，一般均不愿大事声张，等尘埃
落定后，再从容全面公布，是策略使然；案子要经查证，事涉宫阉密禁，宣判书的拟写更须
斟酌，也是司法程序。当时的慈禧并不是不知道“围园劫后”的谋划，而是不急忙公布罢了。
实际上，争夺兵权“围园锢后”的密谋在新党酝酿不止一时，有关消息也早有流传，并非绝
大秘密，政变前杨锐就曾向高树说：“康长素向人言之，兵围湖园，不令太后与闻国政。此语
喧传都下。（72））
三
无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凑合力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
官的罢免，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
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
等，都不失为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导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不如此，
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个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袁世凯于初四日告密，并引发政变，是笔者的分析所得，意在各种陈说之外另辟思
路，提出一种供大家考问的见解。不敢说，所有的关节都环环相扣，无懈可击。……
附注：本文酝酿有五年多时间，期间，曾多次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房德邻先生等交
换看法；另《历史研究》编辑部的马忠文先生和北京史地爱好者马长树先生等也热情提供资
料、惠见。特致谢忱!
注释：
（11）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骆宝善：《再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9
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12）苏继祖：《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1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的《穿戴档》记：当天光绪
在乾清宫召见完大臣后返回的还是养心殿，但“跪接皇太后请安毕”后返回的却是涵元殿，
说明变故发生在慈禧回宫之后。
（21）《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
（31）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
第82页。
（32）邓之诚：《骨董琐记》，中国书店，1991年，第519页。
（40）《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辛卯，(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
年。
（43）枝巢子：《旧京琐记》，《戊戌变法》(四)，第309页。
（44）《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554页。
（45）《字林西报》1898年10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报道：荣禄进
京后，“太后的行动和缓一点了。”戊戌变法)(三)，第495页。
（71）《异辞录》卷三，第144页。
（72）高树：《金銮琐记》，《近代稗海》(1)，第54—55页。
[作者简介 郭卫东(1955一)，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