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对于明治维新性质的认识，中外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意见认为，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是一次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形成了绝对主义通过内部发展途径直接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权"。又说："1868年革命，无疑地具有革命的性质，归根结底取得胜利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明治维新是为了恢复日本国家权力的天皇的王权复辟。"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把明治维新看成是封建制度的重新组合，是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明治维新后建立起来的天皇制政权的作用、和1873年实行的土地制度。过多的强调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再一种意见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我们认为：前两种意见是各执两端，都带有片面性。强调资产阶级革命论者，看到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变革的事实，而持改革论或改良论者，又只强调上层建筑一明治政府所执行的反人民政策的一面。正如列宁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上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对立不是绝对的，这个界线不是一条死的界线，而是一条活的可变的界线，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个界线。"上述两种意见，正是把对立看成是绝对的，而不是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划清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万峰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立论新颖，论据充分，有说服力。但微嫌不足的是把整个明治维新过程看成都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特点，未免评价过高。明治维新具有民族主义色彩，还说得过去，如果说明治维新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就未免过分。无疑地明洽维新前一时期，是具有民主运动的内容；而后一时期，应该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妥协，建立起联合专政，有什么民主可言？
     我们认为：明治维新既是革命，又是改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指它前一时期。也就是从1858年将军首席"大老"井伊直弼和外国侵略者签订新约，民族危机加深。日本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使日本的封建经济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急剧增长，封建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到1869年六月，西南诸藩武装占领函馆，消灭武士的"共和国"，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阶段，这阶段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其特点不仅是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封建生产关系。而且以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城市贫民暴动、农民起义、武士倒幕战争，自下而上推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明治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防止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自上而下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结果，绝对专制主义得到加强，封建主义保存下来，资本迅速积聚和集中，广大劳动人民陷于贫穷而无民主的深渊，。而展开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从1868-1878年的十年间，仅农民暴动达190次之多，震撼了明治政权。武士阶级在这一变革中起了巨大作用。
     四
     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一方面封建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至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德川幕府企图以锁国政策来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但是以德川家族为首，加上尾张、纪伊、水户三个支系控制了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从三千多万石大米的总产量中，占有八百多万石，又从开采矿山、专卖权的出售，获得极大利益。其余四分之三的土地则控制在大名以下的封建领主手中。其中176家"谱代"大名，受到德川氏的殊遇；约有86家"外样"大名，既不能参与幕政，花样繁多的财政负担也加在他们身上；但他们有权控制藩政，成为一藩的主人。他们对人民极尽敲骨吸髓的剥削，转嫁幕府加在他们身上的财政负担。对幕府，他们练毫不隐讳自己的愤怒，特别是萨、佐、长、肥四藩，敢于向德川氏挑战，使幕府感到十分头痛。
     在这个时期，武士阶级又一次发生大分化，走入了日暮途穷的境地。他们本来靠领取禄米而效忠于领主。但在德川氏统治的两个多世纪，基本上过着和平的日子，武士阶级在舒适的日子里尚武精神消失殆尽，而成为寄生阶级。到了德川幕府末期，他们的禄米又被朝不保夕的大名们一减再减而所剩无几了。过去一个中级武士可望有100石左右收入，过着富农的生活。下级武士只有35石左右，和一般农民相差无几，领主们削减禄米，使他们不劳而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面临破产的危险。他们自然而然将愤怒发泄到领主头上。"当时已不给诸侯家臣以全禄，武士也就恨主如仇了"。据1870年统计，三千四百三十万总人口中，武士和"足轻"有四十万零八千八百二十三户，人口一百八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九人，占总人口的5-6％。武士阶级破产的结果，有的成为浪人，有的从事手工劳动，如漆、纸、绳、灯笼等行业，有的充任政府小官吏，日本的下级警官和警察都是武士担任；有的作小商人、职业军人、农民、工人、医生、教员、僧侣等，使武士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武士甚至成为商人的养子。"凡收养子一人，而予以名义上的武士地位，年收米100石者，取金50两，急收养子取70两至100两。武土阶级的分化，不仅使德川幕府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封建制度危机进一步加深，而且有一部分武士从不满现状出发，寻找立国的新理论，兰学家中的一部分就来至于武士阶级，有的武士铤而走险，和农民结合，成为反幕维新的中坚。
     另一方面，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浪潮冲击下，武士经济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武士也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洪流中。各藩的大名以经营专卖和开办小型工业来寻找出路。萨摩藩独占制造业，鸟取、宇和岛、山口藩实行蜡专卖，米泽的陶器，松江的铁，津和野、宇和岛的纸，尾张的磁器制造，中滨的绉纱纺织，加贺的漆器和烧瓷等等，莫不是在藩主扶持或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有的封建主还经营矿产业，筑前大名立花氏开采三池煤矿获利甚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商人和武士，日元和宝剑的关系颠倒过来，仇人变成了亲家，日元和宝剑结合起来。正如小川显道指出："于法是武土治人而商民治于人，实际上，而今却是一个町人当家的时代。"
     武土阶级在工商业资产阶级支持下，在农民暴动对幕府沉重打击下，国家不曾沦为列强殖民地之前，奋起领导各种力量打倒幕府，建立起新的政权。首先，有的武士，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把眼光转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浪人和下级武士咸子最热诚的兰学家，如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吉田松阴等有胆识的人物，他们为推翻幕府建立新政权作了舆论准备。
     随着开国之后，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日本的手工工场和小手工业者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农民和下级武士也陷于绝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化。推翻幕府，建立新政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武士阶级的肩上。
     推翻德川幕府，是资产阶级和武士阶级建立联盟，是通过和市民农民建立统一战线来完成的。但是，武士阶级却起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其中，又以下级武士和浪人为核心，特别是萨、长、土、肥四藩的下级武士起了极其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中，政治重心由高级武士转到了中下级武士，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大村盆次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他们以武士的荣誉和勇敢，加上大阪、京都等地富商大贾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如虎添翼了。如鸟羽，伏见，江户、会津等战役，如果没有大商人在财政上的援助，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王师军事行动所需贷款，大部分为三井家所提供。"再加上和朝廷的公卿们建立了联系，如岩仓具视、三条石美、德大寺等和萨摩藩缔结了秘密同盟。形成"公武合体"，萨、长、土、肥为核心的倒幕同盟。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1862年参觐交代制废弛后，武士和东京自由往来，谋求推翻幕府更公开化了。"安政大狱"前后，形成以越前藩的桥本左内、萨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藩政改革派；以平野次郎为代表的浪士，多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站在尊王改革的立场，成为激进的倒幕派；以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代表了草莽志士，他们来至于农民和中下级武士。主张创立秘密组织，广结富商大豪。他们都打出尊王的旗号，平野次郎有其代表性，他以君臣名份否定主从关系。他说："我觉得君臣乃天地的公道，主从乃后世的私事……天朝立而各藩主，有神州而后有各国，何泥其末而不助其本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水户、萨摩的武士于1860年3月在樱田门外刺死井伊直弼而发难，成为讨幕的信号。1864年7月，武士在京都皇宫门外和幕府军发生冲突而失败，导至幕府军于8月发动对长州的战争，幕军虽胜。但长州藩的改革派并未失败，1895年武土高杉晋作控制藩政后，广征农民、市民、武士入伍，组成奇兵队。拉马兹尔指出："长门爆发了一次叛乱，它的领袖高杉普作是开明党的一位同志，他在数年前就已经以武士、浪人和一般平民组织了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支领薪饷，所有服装、武器和训练一律取法欧洲。同时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也控制了藩政，和长州联合，坚决讨幕。武士坂本龙马说合结成倒幕同盟，势力大增。讨幕联军于1867年10月向幕府进军，西乡，大久在京都与岩仓筹划，以天皇名义，下诏讨幕。德川庆喜在四面楚歌中只好以退为进，辞去将军职务，还政于天皇。德川幕府终于被武士阶级领导的讨幕力量打倒了，从而为明治改革开辟了道路。
     1868年1月3日，15岁的明治天皇（睦仁）即位，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但实际大权操在大久、西乡、木户等武士阶级的代表人物手里，联合公卿岩仓等人建立起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三井、鸿池、岩崎、岛田等大商业资产阶级以捐献和贷款方式，继续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新政府，以武力扫除幕府残余势力。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从而成为这个政权的支柱。因此，明洽维新是以下级武士为领导，以商人阶级和武士阶级联盟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明治历史专家麦克拉伦指出；"由于这种传统的二元统治的结果，以致当天皇被拥戴到行政元首的地位时，他也不能亲掌国政，在他的宫廷左右之中，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来替他分劳，各藩名义上的领袖……他们大多数是心身虚弱，而少数精力充沛的人又完全缺乏政治家的才具……故此伟大的西乡，名义上虽为他的扈从，实际上却成为藩的领导者。因此唯一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下级武士，在政府中虽未居高位但操有实权的也正是这些人。"
     但是，当明治维新改革全面展开后，武士阶级发觉他们在改革中并未获得实际的利盆，或者说未获得满意的利盆。这是由于，随着改革的进行，武士阶级再一次的发生了大的分化。经过改革，一部分下级武士沦为赤贫，不得不去做纸、绳络糊灯笼削牙签等低贱的劳作，养活自己和家人；另外一部武士，由于给商人当养子，而成为大商人，工场老板，金融家，有的被编为御亲兵。其次，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大名公卿成为华族，中下级武士成为士族。而且废除了华族、士族和其它阶级的等级差别。进一步废除了士族带刀的制度，这使武士阶级不能不失去优越的社会地位。特别是1876年制定的以公债代替各种俸禄的条例，严重损害了士族的利益。他们平均每人得到五百余元公债，只能从事小本经营，或者成为贫民无产者，和华族相比，相差是十分悬殊的。1877年12月颁布职业自由法律，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后备军。政府士族归农的计划，武士们是十分不愿意的，他们不愿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反抗政府。
     武土阶级的分化，使他们中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他们希望政府"登用人才"而能展其军人才具的可能。然而高级武士们在明治政府中，成为既得到利盆者、获得了高官厚禄。沉沦的中下级武士们怎能不产生对既得利益者的忿感不平的感情！于是，他们求助于手中的刀，作为教训那些达官贵人、警告政府的手段。兵部大辅大村盆次郎，参议横井小楠，广泽真臣，大久保利通等著名人物，成了他们刀下鬼。其次，明冶政府对于日本走哪一条路，也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大久保、木户，岩仓等人力主日本走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使日本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西乡、副岛种臣，江滕新平等人主张走日本的老路，向外扩张，既可以使士族日盆增长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又可以通过对外侵略满足中下级武土的贪欲，还可以通过战争，夺回他们失去的军事领袖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于是在侵略韩国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另一藩的武士以立宪和自由主义威胁大久保利通领导的明治政府，迫使政府让更多的士族共享在政府中的禄位，获得较多的特权。宪政元老尾崎行雄指出："东洋素有朋党的观念……并非为追求国家利益而惟追求私利或个人利益是务……加之封建时代的风俗习惯已深入人心，以致政党的观念一入国人的脑海，立刻就按封建观念去发芽和成长了。因此，政党实际上已成为个人关系和个人感情的事物，党魁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也正如封建主与家臣间所存在的关系一样了"，由武士组成的派别或集团也绝对摆脱不了封建思想和政治对他们深刻的影响。对我国台湾的侵略，成为以西乡从道为代表的武士阶级，发动了叛逆明治政府战争的导火线。1874年1月江滕首先在肥前举事，前原一诚在长洲响应。他们提出"对朝鲜作战，恢复诸侯和驱逐外国人"的口号，其目的是为失去希望的武土阶级恢复过去的天堂。一个名叫野村的日本人指出；"……目前，在天皇统帅下的日本诸藩的联合已经不是空想。天皇陛下已邀集全体大名前来京都举行藩侯会议。这个会议决定一切当以天皇的名义按照幕府前已决定的情形加以批准……天皇陛下将以诏敕对联藩会议的决定，公布施行"。1877年萨摩武士大暴动，内战达到高潮。明治政府对武士的叛乱，给以无情的镇压。武土叛乱之火的息灭，是由于他们企图让历史车轮回到封建制时代，或者诸藩割剧的时代，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西乡等人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和叛乱的武士藩主们讲和、妥协、让步。"政府一面在封建贵族面前炫示兵威，同时，最后对大名以金钱利益的钓饵为诱惑。封建制度就这样在威胁利诱之下而走上灭亡。"明治政府发行一亿七千五百余万公债，换取三十一万三千人的家禄奉还，就是让步措施之一，封建藩主将公债投资于银行、股票、地产、土地而成为大财阀，大地主。让步措施之二，在农村中，领主在1876年以后，从政府那里领到一大笔钱，然后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里购得大量官地，变成"特字号"的新地主。在这基础上，实行全国划一的税金，建立新的租税关系，保证新地主在农村的利益，使其成为政府在农村中的统治基础。第三，为了把大名和武士从债务中解放出来，政府对高利贷商人提出了债权保证。政府发行公债替武士偿还呆帐，无形中政府增加了四千一百万日元的债务。公债持有人可以投资于工业或土地，让他们成为大银行家、大土地所有者；第四，对封建贵族也实行让步。封建贵族在明治政府的阳光普照下，慢慢复活过来，其势力又逐渐渗透进日本社会，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1889年以后，他们在贵族院掌握了宪法上的大权。以后，日本政府就沿着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互相勾结的道路走下去，成为日本政治、社会的新特征。这就是日本在较长时期成为一个绝对专制主义国家的因素；也是日本成为军事官僚体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造成日本后来悲剧性的结局。
     五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虽然不复存在了，但这个阶级的阴魂在日本历史舞台上仍然时隐时现，对日本的政治发生影响作用。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一个"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明冶维新这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又在1889年二月，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进一步成为绝对专制主义的化身。天皇是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拥有批准法律、任免大臣、召集或解散议会等大权。特别是作为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意味着"公武合体"在新形势下复活了，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摇身一变而为华族、士族、财阀官僚，政客大商人的武士阶级上层，仍然是天皇制的支柱。他们从镇压中下级武士叛乱开始，进而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天衣无缝的和天皇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人民的公敌。
     天皇制忠实的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成为奴役压迫广大人民的偶像，使人民永远"饥饿和奴隶似的服役"。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户丧去土地，成为佃农；又通过1873年颁布的地税改革条例，从农民手里榨取了收获量的34％，再加上地主从农民那里夺去收获量的34％，农民的血汗转化为资本。70-80年代，政府土地税收入占总收入的60-90％，为日本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资金。农民阶级不能不极端贫困化，因而，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内市场十分狭小。垄断资产阶级只好疯狂的夺取国外市场，来满足其贪欲。恰好，天皇制为了能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贪欲，势必和武士集团--军部勾结起来。以最高统帅的身份，让武士阶级的"大和魂"借"皇军"之体而复活，"王道复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泛滥起来。让"军部"为垄断资产阶级开跖广阔的前景，成为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把日本人民推向侵略战争的血海之中。
     继承了武士阶级的"光荣传统"的"军部"，并不满足作为天皇的忠实臣民，手中的刀子，而是要为武士集团的独立，左右政局，凌驾于天皇之上，而积极的干预日本的政治。"所谓军人不干权，决不意味着不做声，只甘心去当战争机械，或者只是成为资本家、地主集团政权之盲目的武士"。他们不打自招，不愿做马前卒，而要做统帅。于是，他们故伎重-演，效法西乡清"君侧之奸"而用武力制服天皇。终于使天皇不得不大声疾呼：军人是朕的靠山，我一定听你们的话，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作。这一来"军部"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司令官，天皇成为工具。形成了以天皇为象征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提出了"全体主义"作为新的口号。所谓"全体主义"，就是以天皇为偶像，以军部为核心的一元化的全体组织。以"全体主义'为武器，在国内和"自由民权主义"相对抗，对于反抗全体主义的党派团体，一律加以镇压，巩固军人法西斯主义和天皇制的专政；对外"全体主义"表现为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通过对我国台湾的侵略、对朝鲜的侵略，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00年侵略我国的战争等等，实现武士集团--军部梦寐以求的称霸亚洲，称霸全球的目的。
     武士集团--军部，所走的危险侵略道路，不仅把日本人民拖入了战争的深渊，而且使'军部'这个武士集团，终于在国内外人民怒吼声中，被太平洋的狂涛打得粉碎，武士阶级的怪影彻底地在日本政治历史舞台消失了，自由而清新的日本屹立在亚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