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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一书摘录 文摘之一 "…… 人们不应该把慈禧太后简单地划归入保守派之列。从以往的历史来看，早在同治初年，她就力排保守权贵们的势力，对洋务运动予以支持。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同样给她以巨大的刺激和精神震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她告诉刘坤一，每当听到来自甲午战争前线的坏消息，她与皇帝由于焦心而相对哭泣。①尤其是在甲午战败与《马关条约》签定以后，民族危机加深的这一严酷事实，使她对进一步变革也持较过去更为积极的态度。从翁同龢当年四月
二十三日日记"是日奉懿旨，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这段记述可以表明，慈禧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向积极，这种变化也正是与当时朝野上下的态度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太后本人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信念和原则的人物。她对大清的列祖列宗与"天下后世"确实心怀敬畏之心。例如，在甲午战争期间，她向刘坤一承认，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②她很重视自己在后世的名声，这种传统的类似宗教的"责任感"，是对她立身行事的一种内在的制约因素。
在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这种内心的制约力也正是促使她进一步走向改革的动力。太后本人也读过由皇帝呈上的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她对这一部书中的变革思想和建议也予以"称其剀切"的积极评价。当光绪皇帝在当年四月初把自己"不愿为亡国之君"而决意变法的想法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给太后时，这位太后就曾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愿望和志向予以赞同。③她表示，"变法乃素志"，"苟可以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而她的条件是"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她认为变法仍然是有限度的，她反对像日本那样"更衣冠、易正朔"，认为这样做会得罪祖宗，因而是断不可行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像发布《明定国是诏》这样的政治大事，如果没有慈禧同意是不可思议的。④在变法开始，慈禧对康有为似乎也并无恶感，她甚至还为康有为奏折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热枕和胆量所感动。随后她"命总署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⑤
种种情况表明，慈禧太后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她的政治经历和现实感使她在甲午战争以后并不反对有限的渐进的改革，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这一态度与同治中兴时期她对曾国藩等洋务派的支持具有一致性。
尽管太后与皇帝在心理气质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异，两人在感情上也缺乏沟通，但这对姑侄的关系毕竟有亲情的一面。光绪是她的亲妹妹的儿子，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血缘上最近的亲人。小载湉四岁入宫后是在慈禧杯抱中长大的。在戊戌变法前三年，慈禧曾向刘坤一说过"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⑥她与瞿鸿**
等亲信大臣谈话时曾多次回忆起当年她对这位胆怯怕声而又尿床的小侄如何擦拭和护持，如何教书认字，如何"爱怜犹恐不全"。⑦她身边的女官德龄曾回忆说，慈禧正是把幼年的侄儿视为儿子的"替身"，她"希望从另一个与同治同辈的人的身上寻找她的儿子的形象，使她可以自慰"。⑧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也即光绪帝亲政后七年，太后与皇帝之间并没有多大的矛盾和感情上的裂痕。在甲午战争期间，她在一次长达三小时之久的召见刘坤一的过程中，曾多次谈及她对光绪皇帝还是相当满意的，她认为皇帝"明白"、"极孝顺"、"老成"。⑨
一方面，慈禧对皇帝具有事实上的至高权威，具有无可争议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支配影响力量和地位，无论从个人的意志力和魄力上，从光绪与太后之间长期形成的固有关系上，还是从传统习俗、伦理和法统上，都无法使这位十九岁的年青皇帝逾越太后这道巨大的权威屏障，去独立从事一番改革事业。另一方面，慈禧对变法相对支持的态度，以及她与皇帝的亲情关系，对于皇帝力求实现的变法来说，应该认为是有利因素。
然而，慈禧与光绪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些十分微妙的因素，使问题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化。 这位权势欲极强的太后虽然不得不让光绪皇帝亲政，但她内心确实有一种权力失落感，这是一种由于从皇宫的权力顶蜂下滑到颐和园的无奈和冷清状态而产生的失落感。尤其当她与皇帝的政见一旦出现较大的分歧时，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便会进一步加剧。更何况光绪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子，这使她对皇帝多了一层猜忌和多疑心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总是要求亲政后的皇帝还须日复一日地前去颐和园向她请安；皇帝哪怕任何一点小小的举止失措，都会使她怀疑是否由于皇帝受他人的挑拨而对她不再像过去那样尽孝尽忠。
这种因过敏、嫉忌、猜疑和失落感相结合的深层倩结，使她力图不断地干预政事。而当她这样做时，她仍然可以找到相当合适的理由，因为她从心底里并不相信光绪皇帝的治国才能。她可以偶尔夸奖皇帝尚有孝心，但却从来没有称赞过皇帝的政治才干。她内心认为，当年顺从光绪皇帝"主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以致造成甲午之战惨败的后果，本身就是使她后悔的一大错误。这就使她觉得，不断地干预皇帝的政治事务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位皇帝在治理国事上还并不成熟。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对皇帝事务的干预与控制，乃是出于尽到对祖宗社设计稷的责任。
这种最高权力资源二元化的特殊状况，，使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变法运动存在着先天不利的条件。大清的祖制规定亲政的皇帝应享有充分的权力，母后对这种权力理应无权进行干预。在变法开始阶段，慈禧太后多少还受这种祖制的约束，变法过程引起的政治冲突逐渐发展时，太后的不满也就不断加深，当反对派向太后告状时，太后曾叹道："儿子大了，哪还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汝作总督的，凭晓得的去做吧!"这种长期积聚的情绪只是一时还不便发作而已。
这种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推行新的变革运动的极为重要的制约性因素。由于传统专制政体下的制度创新必须以最高权力中心的指令为基础，必须以官僚层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合法性为政治行动的依据，这种最高权力关系的"模糊性"及其内在的矛盾，使各级臣僚与政治精英们在认定效忠对象时，不得不面临着两难局面。这就使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价值观与个人的既得利益，在皇帝与太后两个最高权威之间，选择和认定自己的效忠对象。甲午战争前后的"帝党"与"后党"之争，已经显示出清末时代政治效忠的两极化趋势。而在即将来到的戊戌变法时期，激进的改革派以光绪皇帝为权威合法性的正统，而保守派与对激进改革不满的权贵们则从太后那里获得了保护与支持。双方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自己的政治效忠选择是光明正大的。
由于传统专制政治是一种高度封闭性的政治，宫廷内部的权力资源分配的实际状况，对于绝大多数外人而言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种情况增加了戊戌变法时期的青年改革家们对权力格局判断的困难，也使得他们不易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决策。当杨锐后来惊异地发现，恰恰是他们力图排斥的慈禧太后才掌握着远比光绪皇帝更大的权势时，改革派的败势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种皇权二元化的条件下，是不是就注定改革必然失败?显然不能得出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位作者在总结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作出如下的评价："太后与皇上本不相能，大都小人间离，若二三明大义识大体，公忠正直之大臣，撮合其间，使太后知皇上已归心，并非人人怨谤，则遇皇上必慈，皇上感太后之宽仁，则事太后必顺，成见释于心，则两宫和睦。""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励精图治，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至于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不过明目达聪仅寄见于诸王大臣，以为大臣皆曰贤，即天下皆曰贤矣。大臣皆曰可杀，即天下皆曰可杀矣。……失德者日诉，无道者日至，故以为非废立皇上，逐杀新党，一概归复旧制，不足安天下之心，不足以存宗社之守。于是有八月初六日之变焉。"
⑩ 这就表明，在光绪客观上一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意志去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的最高权威和潜在的"否决权"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进一步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安抚这位太后，让这位老妇至少得到虚荣心上的满足，并尽可能地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最大限度范围内从事变法，防止两极化的态势，至少是使变法运动在初期阶段取得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
①《刘坤一遗集·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刘坤一：《慈谕恭纪》，《戊戌变法》，第四册，300页。 ③《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144页。
④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23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⑤苏继祖：《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331页。 ⑥刘坤一：《慈谕恭纪》，《戊戌变法》，第四册，300页。
⑦瞿鸿禨：《四种纪略》，《戊戌变法》，第四册，224页。 ⑧德龄：《瀛台泣血记》，43页。 ⑨刘坤- ：《慈谕恭纪》，《戊戌变法》，第四册，300页。
⑩ 苏继祖；《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330页。 ……" 文摘之二 "……在戊戌变法过程中，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人为代表的保守派，原先就反对改革；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既得利益派，在不触及自身利益的条件下有限地同意改革；以孙家鼐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派或中间派，原来曾支持改革，然而，这三种力量却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共同不满而结合起来，形成反对派强大阵营。戊戌变法派就在这种反对派的联合面前，日益孤立。" （以上摘自 58页"第四章 戊戌人士的变革心态与政治战略 三、光绪与康有为：激进变革势力的形成） 文摘之三 "如何处理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位太后对年青皇帝作出的任何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正因为如此，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在清王朝集权体制下从事改革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这是确保变法成功的重要的约束条件。
然而，康有为却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①他拒绝采取翁同龢"调和两官"的主张。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 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正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至少在变法伊始，并没有对改革构成根本障碍。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人却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的致命错觉是，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康有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②
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指出，"外人或误以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若奉之以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③他在给皇上的第一份奏折中就提出这一点，并屡次向康有为提议。王照奏折中颇具新意的是，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减少变法的阻力。
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之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①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材料》，《戊戌变法》第四册，330页。 ②《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66页。 ③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第四册，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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