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
    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 《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注1】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竞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注8】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 途，更无致富之术。”【注9】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 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渝”，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 【注10】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注11】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注12】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注13】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
    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
    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人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
    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土。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注14】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土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众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她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借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 【注15】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土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注16】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注17】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出的代价。”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