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摘要
（【梦史氏按】此文近9千字，已较原文大大压缩，实在值得一看。窃以为，此文动摇了《政变记》作为信史的地位，从而也动摇了多年来以此书为叙述框架的戊戌变法史著作的权威地位。）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在近一个世纪戊戌变法史的学术研究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
“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惟一的进步力量，康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但是在梁启超的叙述获得信任的过程中，也有研究者如陈恭禄、陈寅恪①等对其整个陈述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本文联系作者所处环境以及该环境下作者的活动、策略和他所调动的思想资源，力图揭明：此书与康梁师徒流亡日本初期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并且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一个内容；书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实为康梁等人应对当时舆论及具体政治局势的产物。经过作者梁启超的刻意安排，《戊戌政变记》用以局内人身份说明戊戌政变(新政及其失败)真相的形式，成为康梁等人争取外援、反击舆论、推脱责任、洗刷罪名及宣传政治主张的政治工具。”
“一、‘政变原委’--澄清‘政变’责任问题”
“《戊戌政变记》一书正式出版于1899年，但部分内容已经先行刊登在梁启超办的《清议报》上。”
“政变‘原委’在全书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全书的6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的。除了其中第2卷和第3卷直接解释政变的原因外，第1卷的内容也为下文的帝后矛盾作了铺垫，其中还有多处文字谈及政变的原委，另外在第6卷中也涉及这个问题。”
政变原委为何如此受到重视，而且要打乱篇章顺序刊行?从当时的舆论氛围中我们可以找到解释。北京政局的突变是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政变的原因是议论的中心。针对当时清廷官方及民间舆论对此的不同解说，康梁师徒不得不先后数次出面“澄清”政变的真相，并由此催生出《戊戌政变记》一书。”
“1898年10月，康梁师徒先后抵达日本，游说日本政界人士成为他们此时的主要活动。康有为篡改了光绪的密诏，宣称自己“奉诏求救”③，公开呼吁英日等国援救光绪皇帝；同时，他和梁启超都曾求见日本新任首相山县有朋，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出手相救。这一类游说努力在康有为滞留日本期间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在游说行动中，介绍国内新政是一个重要内容，而政变的原因更不可忽略。在逃亡期间，梁启超对于政变的原因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10月26日，梁启超和王照上书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它在基本沿用致伊藤博文书的思路的同时又作了一些改变，政变的原因是重点交代的问题之一，虽然《戊戌政变记》还没有写成，但是“政变总原因”在此时已然成型。其中说到：”
“敝国此次之变，其原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俄)之争。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英日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政变是因为代表新旧两种力量的皇帝和太后之间的斗争，”
“与康有为在香港的谈话相比，梁启超对于政变原因的分析更加完整清晰。西太后与光绪的公私观点的矛盾对立继续被强化为政变的主因。但与康有为的谈话不同，梁对政变直接原因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存在“九月胁皇上随西后巡幸天津，阅视三军，乘此时以兵力废立皇上”的阴谋。“及七月，其谋为皇上所觉察，因坚持不肯巡幸天津之议。又于北洋三将之中，特召袁世凯入京，赏以侍郎，待以优礼，激以忠义，冀其有事可以保护；又赐密诏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令其设法保护，以冀免于难，不意其事遽为西后、荣禄之所疑。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接着，梁启超指出光绪皇帝与西后无法“合体”（和解），而凭国内力量讨伐西后又很困难；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中国，阻止西太后训政。”
“……仅仅十数天后他们就发现舆论对他们并不友好。日本和英国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政变发生后分别出面救助了逃亡的维新人物，但是他们不情愿看到新政中辍的局面，而他们认为政变的发生与康有为等政策失当有关。访华的英国议员贝斯福在香港就当面批评康有为举动过激。康梁对新政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时日本政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日本政要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等变法过于激进，引起了守旧派的反对，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鉴于批评的激烈程度和批评者的重要地位，康梁师徒不得不认真对待。政变原因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事关对光绪皇帝和整个改革性质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他们游说活动的合法性和成败。康梁全力以赴地游说就是为了让日本政府相信，西太后一派顽固守旧，应该对政变负主要责任，中国的局势除外国干涉外别无出路。然而，假如日本各界认为政变责任在康梁方面，游说活动将失却道义的基础，一切努力势必付诸东流，所以他们对此不能再保持缄默”
“由于主要的批评意见是变法过激导致政变．所以他们的辩驳集中在政变的原因上。康梁的辩驳遵循著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着眼于破，针对有关新政性质的质疑，强调‘新政并非过激’。”
“康梁申辩的第二条思路着力于“立”，即说明政变的发生另有原因，与新政无关。第一条办法固然持论正大，但是也容易纠缠不清；第二个说法则是釜底抽薪，更易于见效。这个办法另有一个长处，即康梁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局中人”的优势，获取发言的优势地位。关键在“立”什么。康梁对于政变的原因的认识不尽相同，这时候经过协调，决定在公开场合统一口径，以梁启超《上大隈重信书》中的说法来回应。当近卫笃批评康有为新政过于激进导致政变发生时，康有为的回答是：敝国此次政变，非如阁下所言，是由今春改革之所致。西太后担心我皇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英明能干之才厉行改革，刷新旧习，将对自身不利；而且皇上有驱逐佞人宦官李莲英之意。李为安全计，暗中向太后谗言中伤，挑弄帝后之间的是非，致使二者感情日益恶化。再加上满人贵族荣禄受太后之宠，前恭亲王奕在世之时，尚能保持朝廷各派之均等势力，形成中心人物。但自亲王逝后，荣禄则取其位而代之。包藏祸心，驱逐长老，独揽政权，专横跋扈……同时，又令董福祥之部队一万四五千人自甘肃省来直，托演习之名诱皇上阅兵，企图借兵力威胁皇上退位……政变后之我国，实际上，荣禄及宦官李莲英结合担当保护之任的董福祥，以扩张太后派的势力。”
“这样做是当时最合适的选择。第一，梁启超的意见已经为日本政要所知悉，而且日本的《东邦协会报》已经于10月30日公开发表了梁的这封上书，再作大的改动无疑是画蛇添足。第二，梁启超对政变原因的分析与康有为有共同之处，但是比康说更为系统，并且能够比较有力地反驳时人的批评。康梁都强调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既是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又是守旧与维新的对立，并且对立双方中太后强皇帝弱，政变的发生不可避免。不过梁说更加严密，他指出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一个历史进程，双方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而且日趋激化，以致太后早在光绪二十年就有了废立的阴谋，并且最终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决定实行废立。西太后大权在握，反对维新，且有朝中多数满汉大臣支持，在双方客观力量对比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使得太后的阴谋随时可能得逞。于是通过组织和披露宫廷内幕，梁启超强调，皇帝的废立与否完全取决于太后，与新政无关。而且梁启超在《上大隈重信书》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废立阴谋的时间表，有利于使新政与政变摆脱干系。”
“既然废立阴谋决定在新政之前，并且有绝对的成算，那么康有为改革方案激进与否就同政变没有关系，进一步的推论就是所谓变法过于急激导致政变发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梁启超的这一陈述有合乎史实之处；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确有不和，戊戌新政的失败确实反映新旧力量的矛盾。而且梁启超立意巧妙，从皇室内幕和权力斗争等因素来说明政变的原因，有相当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易于得到世人的承认，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但是这个“政变原因”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第一，此说的基础是慈禧和光绪皇帝之间愈演愈烈、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光绪和慈禧个人之间也许有不睦之处，但是现有的研究表明帝后之间的矛盾被康梁夸大了。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光绪母子还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他们一起决定的。而且康梁曝光慈禧母子不和内幕在自己人中间就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王照就大不以为然。第二，梁启超的“天津阅兵行废立”说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梁氏称天津阅兵废立阴谋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就已确定，但是西后既然大权在握，而且决心废黜光绪，在北京就可得逞(后来的政变就是如此)，又何必兴师动众，远赴天津动手?对此不通情理之处，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据后来的研究，有多重证据表明，此说为康梁的虚构，而非确讯。至少从时间上说梁启超的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决定天津阅兵的时间是戊戌七月初八日，而不是梁所称的四月二十七日。而且在决定天津阅兵之时，光绪与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到决定废立的地步。”
“申辩口径既定，宣传工具也准备就绪，梁启超大约于1898年11月开始编撰《戊戌政变记》，系统地阐述政变的‘原委’。”
“12月初，梁启超将写成的《戊戌政变记》部分书稿先期寄住成立不久的《东亚时论》报社(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机关刊物)，不久即分别登载于该报的第2期和第3期上。这部分书稿就是《清议报》刊登的《戊戌政变记第四篇·政变正记》(成书时被改为第三篇)，其内容是第一章“政变之总原因”、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和第三章“辩诬”(成书后的组成略有变动，第三章换成了曾在《清议报》第1册刊出的“政变原因答客难”)。④值得注意的是《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反驳的正是变法措施“急激”的意见，强调康有为大变全变方略的不得已和适用性。不论全书此时是否已经完稿(极有可能末完稿)，选择这一部分首先刊布，正好说明《戊戌政变记》是回应舆论的作品。”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就一直是时论关注的焦点。从香港到日本，康梁两人先后或公开或秘密对于政变的原因作了数次解释。由于康梁所处舆论环境的变化，他们每次的介绍都不尽相同。到《戊戌政变记》正式刊登，关于戊戌政变原因的解说初步定型。由上可知，《戊戌政变记》关于“政变原委”的叙述是康梁师徒应对舆论的产物，并且是其游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殉难六士传》：政变原委的补充说明”
“《清议报》上先期刊登的“政变之原委”之后还续登有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传记，这使得全书的体例变得混乱。”
“这后来被单独列为第六卷的《殉难六土传》的出现有什么原因呢?政变发生以来有关康有为有“谋围颐和园”阴谋的种种说法经国内外各家报馆的报道后流传极广。”
……”
“澳门《知新报》第75册转载了1898年11月27号日本《东京报》的《清国殉难六士传》
……文中提到‘移宫’计划虽无贬义，却可以影响日本人对这样一个传闻的态度，因而它的出现实不容小视，康梁此时正全力游说日本政府，不能不慎重对待这篇可能影响到他们声誉的文章。”
“这项严重的罪名一旦被证实，康梁的道义基础将不复存在，而且此时有关康有为变政过激的说法正有很多人听从，这个阴谋无疑是一个不利的证据。因此尽管当时有人在承认存在这一阴谋的前提下从正面为他们辩护，梁启超在《清议报》所载的《戊戌政变记》中还是要尽一切可能否认这一阴谋的存在。方法之一是公开的驳斥，在《戊戌政变记·政变正记》第二章“穷捕志士”一节中根据清廷宣布康梁等罪状时前后不一的说法，梁指出谋围颐和园等罪名是守旧党为消灭改革而捏造的。“观其诬康有为之罪名也，初则曰鸩弑皇上，继则曰结党营私，终则曰谋围颐和园。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人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更无论也。”②方法之二是利用知情人的“身份优势”进行解释。政局变幻莫测，时人对于各路传闻莫衷一是，而康梁的“局中人”的身份恰好能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的同时消除对真实性的怀疑。梁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条件来解释光绪召见袁世凯一事。”
“可以推想，正是《清国殉难六土传》引发了梁启超写作《殉难六烈士传》的思想，”
“两相对照，《谭嗣同传》的记述较之《清国殉难六士传》要详细得多。尤其在有关政变的叙述上，梁增添了很多细节描写，不厌其烦地介绍谭嗣同和袁世凯的谈话。但是，两文的内容有相当多的差异，最主要的一点是《清国殉难六士传》数次提到袁世凯与‘移宫’阴谋，而《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则力辩并无此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谈论的是应对‘天津阅兵之变’。这一个差别正表明了梁启超作谭嗣同等六烈士传的用意。研究者历来将梁启超的记载视为真实，但是近年来有证据表明梁启超没有忠实地记述这次谈话的内容，他隐瞒了维新派武装政变的图谋。据当事入之一的袁世凯的《戊戌纪略》所载，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主要内容是，要求袁世凯参与发动“锢后杀禄”的武装政变计划。这个计划分两步，第一步是诛杀荣禄。具体做法是请袁世凯于八月初五日面见光绪请训时，以“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的罪名，请光绪面付朱谕一道，令袁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第二步是以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带兵进京，派一半兵围颐和园，一半守宫，然后由维新派设法杀掉慈禧。①康梁在公开场合只承认杀荣禄这一点，而对于在北京搞政变、杀慈禧的图谋则坚决否认。《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也是如此，”
“除了否认“移宫”阴谋之外；梁启超的烈士传记还有其他失实之处。比如谭袁密谈中荣禄与袁的关系二节对话”
“梁启超关于没有“谋围颐和园阴谋”的辩白在成书的《戊戌政变记》的其他部分还有一些，其手法与《殉难烈土传·谭嗣同传》一样，即通过透露内幕情况来打消读者的疑问。”
“由上可知，《戊戌政变记》之中的《殉难六士传》也是梁启超应对时论的产物，直接的动机是反驳有关维新派图谋在北京发动政变的报道。”
“三、‘新政本末’--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改革路线和变法运动”
“新政“本末”的介绍也是康梁师徒游说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要说服日本政府帮助光绪皇帝复辟有赖于说明两个事项：一、有必要救援光绪皇帝及其新政；二、康有为本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争取援助。而对新政的内容加以适当的解释就可以达到目的。”
“梁启超注意到日人对接受援助者是有期待的。《清议报》第1册“东报译编”之《伊藤侯论支那》篇云：“其言曰：……今试论中国内政……然遽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欲，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候有英迈超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一大英业也。”
“于是就有了《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第1册）和《光绪圣德记》(《清议报》第9册)的发表。康有为的权威性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康宣称自己是“奉诏外出求救”，但是并没有得到日人的重视。因此，说明他思想的内涵和价值就是梁当时的工作之一，”
“但康有为的思想和新政的关系须加以说明，这样关于新政本末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
“《戊戌政变记》中有关新政内容的结构恰与《清议报》第1期伊藤博文的演说构成了直接的呼应关系。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极力颂扬光绪的“英明仁厚勇决”，称他为超过了“四千年尧舜禹汤文武”和“汉唐宋明之主”的“圣主”(正是“英迈超群帝者”)。第一章《康有为嚮用始末》说明康的作用是“启沃圣心，毗赞维新”，并且暗示他是孟子所说的‘法家拂士’(即所谓“才识卓拔之士”)。”
“对于光绪的颂扬除了大量散见的语句之外还有专篇的《光绪圣德记》。这从对新政内容的展示中也可以看出来。”
“所选的诏书集中在‘教育制度’、‘改革官制’、‘延见小臣’三方面，不难看出这正是康有为变法方略所首先强调的内容，所选诏书尽管表面上在颂扬光绪，但由于解释了光绪实行的是康有为的政略，所以它实际上强调了康有为的权威性，同时也为康有为作了辩护。”
“康有为的权威地位通过叙述他与新政的关系还有更加具体详尽的交代。《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嚮用始末》就用来说明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
“直到政变发生，康有为的功业才告一段落。”
“从这些内容可以得知，康有为在新政中是“启沃圣心，毗赞维新”的帝师。所谓康有为的“嚮用”，就是这一地位的确立过程，具体表现为皇帝对康有为由陌生到知晓到信任的历史。不过，帝师的名誉和地位并非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历次上书中的‘大变全变’的新政方略和“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局亲临，以定制度”的变法措施深刻地影响了最高决策者，从而影响了全国的政局。”
但是，康有为思想的权威不仅来自皇帝的肯定，也源于他对维新事业的实际影响。”
《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附录第二章《湖南广东情形》以同一思路对康有为与变法运动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强调康有为的思想在北京之外的广阔范围内也有传播。”
在与守旧势力的比较之中，康有为思想的价值得到了肯定。《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一章《政变之总原因》指出守旧派盈庭皆是，手握政柄形成对立，但这个局面正好说明了康的大变、全变的方略是正确的，这也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反复强调的。”
我们可以从梁氏的叙述中初步看出，他从思想的性质、影响的范围、影响形成的过程等几个方面来说明康有为思想的权威性。《戊戌政变记》对变法本末的陈述同样是康梁游说活动的直接组成部分。在描述戊戌新政的起始、内容和过程中，梁启超为使日本政府相信，若要帮助光绪皇帝复辟，推行康有为的变法方略是目前惟一有效的选择，有意无意中强调了康有为对变法的巨大影响。维新变法的来龙去脉加上前述的政变的前因后果，梁启超事实上也”
“构造了一个维新变法的宏观叙述框架。依据此框架，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惟一的领袖，他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变法运动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最重要因素，变法的失败则是由于反对者势力太大，但是康有为还是在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勇敢却有限的新政。”
梁启超所建立的以康有为为中心的维新变法的宏观叙述结构对于戊戌变法史研究有重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叙述结构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康有为确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把康有为的活动等同于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为惟一进步的力量，并仅从康有为的角度来描述整个维新运动并不正确。梁启超本人晚年就承认《戊戌政变记》的记载有将真迹放大之处。②这个夸大之处应该包括将康有为的作用夸大。当时可以进行变法的力量也不止康梁一派，即使梁启超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梁启超所构建的戊戌变法史的宏观叙述框架并非一无是处，它从康梁的角度考察整个维新运动的面貌，为后人保存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线索，是研究者探骊得珠的绝佳途径。但一方面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观点也充斥着党派之争与门户之见，甚至有为了政治利害而篡改史实之处；另一方面康梁虽然身处局中，却也有一些信息他们当时无法了解，因此他们的叙述中出现一些偏差和错漏也是难免的。”
不过新政本末的内容以及《戊戌政变记》全书的迅速刊行也是时势催迫的结果，因为康有为在日本的处境已经变得艰难了。”
在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后几天，《戊戌政变记》已经基本完稿。鉴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已经变得明朗，康梁觉得有必要刊行全书，以系统地表明自己的主张，希望日本政府能有所触动，重新考虑其政策。”
总之，《政变后记》说明了中国的前途是在英日两国帮助下，由光绪皇帝进行维新。这是在《尊皇篇》等几篇说辞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时论。”
新政的“本末”是与《政变后记》相配合的“翔实记载”。两者结合在一起，根据“成书告白”的说明，就已经“将中国之将来言之了如指掌”。《政变后记》以议论的方式说明，中国未来是在英日帮助下实现光绪领导的维新。而《改革实情》就以叙述方式说明，康有为是新政的实际倡导者和思想领袖；光绪信任并部分实践的是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和措施。”
将全书的“记载”和“议论”综合起来，就可得出作者期望的结论：只有康有为才是中国惟一的改革力量，只有康有为的方略才是惟一的救国方案。总之，梁启超对“新政本末”的介绍以及《戊戌政变记》全书的刊行都是康粱师徒针对当时环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面临日本政府的驱逐行动而开展的游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结论：《戊戌政变记》的性质及其对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影响”
略（已选，可链接
《〔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摘要：结论）
[作者戚学民，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
原载《近代史研究》(京)，2001．6．8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