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禄庆《李鸿章新传》摘录

各家对鸿章的观感与评论--论

     ……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说：
     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从速办理。此己亥冬间事也。公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适合肥李文忠外任粤督，行有日矣，来辞公，见公容貌清癯，曰："何忧之深也？"公谓文忠曰："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而我受恩至渥，责备亦最严。近数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以教我？"因密语："非常之变，恐在目前。"文忠听未终，即大声起曰："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公闻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文忠语密奏，幸回天聪。闻某相国、某上公颇拟藉端建不世之勋。某上公并手拟一稿，开编公然有"废立"字样，公急诃止之。上公意颇怏怏，是诚不知是何肺肠已！余事后亲闻之公者，爰书之于简端。
     丙子（光绪二年）冬，（丁宝桢）升任川督，入京陛见，驰驿不过天津，文忠（鸿章）专函迎途邀约，坚请至津门一敍。在津盘桓两日，别时文忠谓，现今督抚陛见到京，应酬大於往日时数倍，知君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已代筹备银一万两，存京某号，君到京时可往取用。迩时，公（丁宝桢）囊中羞涩，以文忠高义薄云，不忍负之，竟尔收受。讵到京正值某邸、某相生日，外吏入京所望甚奢，手笔不能寒俭，又同乡举子百数十人留京待试，群望所属，更须从丰倾助，综计一应扩出，前款万不敷用。公筹维再四，笑谓一客不烦二主，复函致文忠，再行代筹万金，文忠毫无吝啬。公到川後，屡思筹还而力终不逮。乙酉（光绪十一年）秋间，公子子美比部在京病逝，公闻之哀痛，百感交集，谈及文忠借银事，自忖归赵无期，乃嘱余（作者陈夔龙自称，陈为丁氏女婿）代拟函致文忠，略谓前荷盛情，久铭肝膈，屡思返壁，力不从心，自维此生无报琼之期，而又不愿贻子孙之累，我借我还，息壤在彼，衔环之义，愿矢来生云云。……当日文诚（丁宝桢，谥文诚）之清操绝俗，勤恪（措李瀚章，曾赠银三千两与丁）、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将述之以为後世交友者劝。」
     柴萼所著梵天庐丛录卷七中记述鸿章轶事数则，现在介绍其中一则如左：「光绪中，文忠督直隶，胞兄筱泉总制两粤，圣眷优隆，权势煊赫无伦。子侄居合肥者，能循规矩，足不履县署，亦无向会垣大吏请托事。有佃户，倚势干谒邑令，文忠子侄辈弗知也。邑令故侍御之弟，颇严毅，有循声，驰书告文忠，俟进止。文忠怒，饬子侄立逐佃户，复恐他佃户效尤，而其所指办者，莫重於纳赋，乃以书诫其子侄，命先期纳赋，以为邑人倡。故事，夏季地丁为上忙，冬季漕粮为下忙，而文忠兄弟子侄，皆於夏季，全纳上下两忙之赋。由是合肥田赋，不劳催科，以李侄为之先也。其裔数十年来，犹恪遵文忠之训云。先是，文忠得邑令书时，嘉其能称职，阴致书皖抚，力荐之。未几，邑令擢升直州牧，时人尤以此多文忠不徒重视国赋，且能鼓舞贤令尹，而俾其益自奋焉。」
     胡思敬在宣统三年（辛亥）十月编成「国闻备乘」，自序中说，，「予来京师七年之间，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私叹史官失职，甚矣，史才之不易也。予趋职之暇，时有所纪，久之遂成卷帙。……予忝负言责，……聊存此篇，备异时史官采择。」胡氏所记，对鸿章有不好的批评，请看下面所说：「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麕集，局所军营安置殆徧，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自谓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捐躯杀贼保疆士，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未几中东事起，大东沟一战，海军尽燬毁，皖人治军务者，若丁汝昌、衞汝贵、龚照璵等俱误国获重咎，内外弹章蠭起，鸿章亦不自安，力求解任。」
     「凡奸臣善迎合者多藉言利以结主知。岁入有常经，不能过求於户部；民穷虑走险，不能苛责於闾闾，则报效之说以起。当光绪十二年兴海军报效时，革员杨宗濂、姚宝勋、马永修、陈本，各献多金，谋开复。……阳藉海军为名，实用以给园工。在内醇亲王奕譞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罔非献媚宫闱，以为固宠求容之地。」
     梁士诒曾任北洋大臣编书局总办，闻王文韶所述，对鸿章有公忠廉洁的观感。他说：
     「余来天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鸿章死後二年），住於督署，有时亦住关道署，与于晦若（式枚）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之夫马费，俱由淮军钱银所送来，继思淮军裁撤已久，何尚有钱银所名目，当时只将夫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後於徐颂阁（郙）师席上，晤仁和王夔石（文韶），谈及李文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其事曰：当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王文韶自称）接替，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八百余万两，此系李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该交出，尚费斟酌，然文忠淡然置之。及後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後，由荣仲华（荣禄）而至袁慰亭（世凯），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濶，是受李文忠之荫也。余乃恍然於淮军钱银所送夫马费之故，盖以服李文忠之廉洁，当甲午、乙未之毁，而文忠不一言，其度量亦逾越寻常矣。」
     吴汝纶撰「李文忠公神道碑」，论述鸿章事迹，他说：
     「公与曾公为相，皆总督兼官，非真相，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重二公。公尤锐身当天下大任，虽权力有属、有不属，其遇事勇为、夷险一节，未尝有所诿谢、退让、畏避也。於是公数平大难，有威风。……未几代曾公总督直隶，在直隶垂三十年，所经画皆防海交邻大计，思欲以西国新法，导中国利用之以求自强，一兴亚洲。……公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论，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曾公薨後，西国势力益东注，若倒瓴水，不可遏止，国家一以故常待之。公独迈往竞进，导国先路，虽众疑莫随，而坚忍尽瘁，外国望之，如大厦一柱。既用西法勒习海陆军，设防旅顺、威海；财政不已属，功用不成。其兴立招商轮船，建设各行省电线，倡造铁路，开采唐山煤矿、漠河金矿，皆成绩昭著，与兵备相表裏。顾不肯开衅外国，其交邻机智，能以弱势驱策群强，使寝谋释怨，谓国有人。任艰驭远，前古无有；功高取忌；性阔达，喜嘲谑，忌者益众。公一不屑意，履晦履险，若无事然。生既不尽行其志，没而无与继轨，以此朝廷尤痛惜之。」
     朱孔彰作「李文忠公鸿章别传」，在传末作这样的评介：
     「公少励志节，有不可一世之概，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籍治团练时，过巢县明光店题壁诗云：『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杯酒难浇胸磊块，枕戈试放胆轮囷。愁弹短铗成何事？力挽狂澜定有人!丝鬓渐凋旄节落，关河徙倚独伤神!」『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袖携淮海新诗本，归访烟波旧钓徒。徧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尚踟蹰。」公时从戎四载，大江南北徧地烽烟，故声情激越如此。公生平笃於旧交，轻财好义之举，不可更胜数。……评曰：李文忠所处，实中国开辟以来未有之变局，外患凭陵，一蹶不振，岂公所及料邪！然迹其匑匑如畏之心，毕生敬事曾文正而学有本原。初平发捻，烕震华夏；後乃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可谓难矣。鸣呼，可谓忠矣!」
     近代史学者王尔敏氏对李鸿章的论断如左：
     「李鸿章主持外交国防，一身系国家安危，所承担当是国家的大利大害……他不但与中央充分合作，而且十分效忠。正如当时王闿运所谓：李中堂（鸿章）无疵可指，虽百疏诋为汉奸，卒不能摇之。」（引湘绮楼书牍，页九十）「」（淮军志，页三八五）
     民国五十年，国防研究院依据清史稿修订刊行「清史」，其中卷四二一为「李鸿章传」，对於鸿章作了这样的评介：
     「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後已。……论曰：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躯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费敬仲（行简）以沃丘仲子为笔名发表的近代名人传，其中李鸿章传部份对鸿章的批评，非常严厉尖刻：
     「鸿章生时致众毁，及殁，众又以辛丑议约功归之，谓为玄黄再造。然庚子之和，实外人属赫德示意，其後京榆驻兵，京师画地，赔款至四百五十兆，且牵及东三省，以利权尽授之俄人，吾诚不知鸿章功何在」当时外报即有讥之者矣。官直隶二十四年，吏治不修，所任将士，甲午之战，聂士成外，无一不望风逃溃者，由其平时待之若仆厮，诸将贪纵侵冒，鸿章亦绝不过问，致一败不复能振。其洊拔之官吏，如周馥、龚照璵、盛宣怀之流，非庸碌，即贪劣；创举实业，则官私糅杂，无复条理，而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余万。生平主练兵制械，而不主战，盖兵则以叶志超、丁汝昌辈主之，械则以龚照璵辈主之，皆其乡人，皆鄙庸卑浊，鸿章亦知其无能为役，特藉洋务军事名，置顿私人，其不欲战也宜矣。既已不能战，遇人能战，则排之惟恐不力。当甲申闾，其诋刘永福，若代法人吐气；冯子材等方大胜，立议和，若惧其续捷者，俗论拟之为秦桧，子不敢议其过刻也。」
     近代史学者李守孔氏在他的大作「李鸿章传」中有比较持平的议论，李氏说：「鸿章在清季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是所长；弥缝偷安，留恋权位是所短。能立功於闭关自守之时代，但无法周旋於列强角逐之国际舞台。其以一词臣典掌兵戎，转战南北，总制北洋，内参枢机，外当交涉之冲，垂三十余年，目光之远大，手腕之敏捷，回非时人所能及。曾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才大虽不尽切，心细、劲气内敛则当之而无愧。盖鸿章之成功，端赖於坚忍不拔之毅力。」（李著李鸿章传，页三八二至三八三）
     吴章铨氏从「洋务运动中的商务思想」去探讨李鸿章，他的评论如下：「李鸿章在晚清所占的历史部位，完全合乎推动洋务的身份和条件。从同治元年在上海练兵会攻太平天国起，他便开始与外人交涉。最初是为配合军事的需要，以後便负责南洋的外交，调到北洋之後，他的责任范围，扩及全国的对外交涉，负责对外折冲。在中外人士心目中，建议政策和推行政策的主要人物都是李鸿章；在以通商事务及其相关问题为主的外交事务中，李鸿章充分认识了商务在当时国际事务和富国强兵的要求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他在经验中不断吸收各方面的常识，力图改善中国的商务竞争态势，以增加外交上的力量。另一方卧，自淮军领袖到北洋海陆军领袖，他主持建军、练军和备战、作战，深知打仗非财莫办，而现成的财源即是商务。寻找财源，无疑会寻到商务这一家泉源上去。所以护商、保利、开源，在他的思想中是连结著的，所倡导的以商务支持整个洋务的原则，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中商务思想的中心概念，也是同光时期商务思想的正统。」
     「李鸿章思想中的商务，本是相当广泛的，他有民间工商发达，豪富兴起的想法。不过他主持的洋务运动内的商务活动，却围绕著以商养兵的概念。这样的一个商业系统，由官方主持、官方领导，所以是亦官亦商的活动。它的内容往往和军事财政上的需要有关，这是商务运动的特色。因此自强运动中的轮矿路电四大政，同时并是商务的建设。」
     「轮矿路电四大政务藉政府的力量而倡办，可是这些事都是商务的性质，而非政府的事务，应该由民间经营。调节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采官督商办的制度，这是李鸿章执行商务时，为客观环境所迫而创造的制度。」
     「企业性的商务活动，因为有官督商办制度的支持，所以此当时微弱的私人企业有成就。此外，李鸿章系统的企业规模较大，生存能力较强，为中国早期工业奠定了一些基础。而且如非李鸿章商务思o想的宏远，洋务运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
     「在政府支持的商务运动时期，实际上的主持人是李鸿章而非中央政府。李鸿章的势力限於直隶、两江和他控制的军队与海关，所以他的势力范围有限。何况商务本身又不是他的直接责任，中央政府并不积极支持一切，地方大吏开明的仍不多，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是有限度的开端而已。」
     近代史学者蒋廷黻氏对李鸿章颇为推崇，他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自序中说：
     「我们读这一期（同光时代）的外交史的时候，免不了要时常责备前人。青年们恐怕开口就要加上昏庸的罪名。那时候的人世界知识固极有限，但他们得世界知识的机会亦极有限。无论如何，昏庸两字不能作他们的头街。现在我们一读郭嵩焘、曾纪泽、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薛福成、马建忠诸人的外交文件，我们不能不感觉他们人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这些人的前辈和领袖，如曾国藩、李鸿章，那更不要说了。李（鸿章）是这期的中心人物。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有几个能与他此？那一个创办了像他那样多的事业？直到现在--他死了已经三十三年--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开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按的电线是他按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谈到外交，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这三十年之内，一到紧要外交问题没有一个没有他参加意见的，有几个不敬佩他？他所佩服的又是那一个？是日本的伊藤o博文。他的知人之明总算不错罢！这个李鸿章自己又是个甚么人呢？他是个翰林而有军功。论他的出身和教育，他是个纯粹中国旧文化的产物。外国文字他不懂，近代科学他未入门。七十（岁）以前他不曾出国门一步。」
     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在第二卷附论中说，李鸿章是一代人才而德望不足：
     「李鸿章自曾幕脱穎而出，为清季之中兴名臣。既掌北洋，一切时务兵政，皆出其手，而晚清数十年之外交，尤一一身当其冲，惟日孜孜，自是一代人才。惟以忽於为政之本，而又少重气节，不为一般士大夫所信任。迨经甲午一战，中国固陷於悲运，李鸿章之事业，亦全暴露其弱点。素练之兵，望风而溃；要塞之险，不战与人；甚且军械弹药，亦发现赝鼎，类此之事，自有非李氏所尽知者。然此辈贪污之徒，固皆其所登用者也。蒋廷黻教授曾谓，李鸿章之人格，能入人之脑而不能入人之心。又谓，一看李之全集，只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此数语可为李氏之确评，亦正以见其德望不足以副其才华也。」
     萧一山先生著清史，在「晚清政府之支柱人物」一章中谈到李鸿章，他说：
     「李鸿章虽然替中国遗留下专横的军阀，造成了很坏的风气，但他支持晚清政局，身任外交要冲，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实在是一个有限光的政治家，对时代认识最清楚。他并且再三说这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一大变局，我们要适应这变局，必须赶快的变法，才能自立於世界之上。」
     曾经担任鸿章在马关议和时的美籍顾问JohnW.Foster在一九一三年出版"Memoins of Li Hung Chang"一书中说：
     「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J.O.P.Biand在一九一七年出版「李鸿章传」，对於李鸿章有如下的观感：
     一、李鸿章远此他同时代的人物具有更大的历史的影响力，甚至此控制大清帝国命运、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还要来得大。对中国人民来说，慈禧仅是一位外族统治者（满州人统治汉人），她的影响力随著她的去世以及清朝的灭亡一起消失。但是李鸿章的言行事业在中国人生活的暗流中仍旧存在着。例如袁世凯，无论是当朝鲜监督、直隶总督、中华民国的总统，或者希望当皇帝，总是忠实地表现与传达李鸿章的传统，虽然袁氏缺少了鸿章的精明与资质。人们说到李鸿章都会认为他是国之干城。
     二、两位英国人，Dr.Irwin跟Mr.AlexanderMichie；一位美国人，Mr.Pethick（鸿章的私人秘书，即WilliamN.Pethick）；一位德国人，HerrGustavDetring，天津税务司；赢得鸿章的尊敬与信任，他们也回报以忠诚的服务。对於後者--德璀琳，除了依赖鸿章本身才能得到精确消息的事件以外，鸿章常信赖德璀琳去办一些微妙的交涉，虽然另有赫德在北京处理。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鸿章聘用Irwin医生做他的私人医师。他们可以证实，鸿章在私生活方面具有非常可爱的性格，对家人亲爱、宽大、和善。鸿章在马关议和时所表现的刚毅赢得外籍幕宾的赞赏。
     三、在李鸿章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像一艘漏水严重的大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鸿章运用他的驾驶的技巧，不止一次的，他把这艘大船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而航向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多年来，鸿章用了多量的油漆与布料，把这艘船保持在外观上适於航海的状态，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向鸿章学习在未标明於图中的海洋上航行。当鸿章离开这艘船时（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鸿章去世），比起他初上船时，他使中国赢得较多的尊敬。他可以说是中国最好与最勇敢的舵手，他使这艘船在三十年来保持着在龙旗下适於航海执行任务的状态。当鸿章从人生舞台上消失了，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掌舵。。现在，这艘古船仍旧在漏水，处於无助的状态，内部冲突与外来侵略所带来的危机围绕着地，船上的许多水手，怀念着李鸿章睿智的忠告，对他的智慧确实有无限的尊敬。
     Alicia Bewicke Little所写的「李鸿章传」，在第一章一开头就说：
     「写李鸿章的传记就等於写中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在多事之秋的这一段时期，活跃在远东国际舞台上的所有人物中，李鸿章是颇为突出的卓越人物。没有他的活动，恐怕就没有适当的人去应付战争，或者签订条约。在李鸿章生存的时代，中国经历过不少於六次的对外战争以及无数次的内乱。李确实是中国的GrandOldMan，非常像格蓝斯登（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於一八六八-一八九四年间四度担任英国首相）是英国的，俾斯麦，是德国的，加富尔，是意大利的GrandOldMan一样。从与中国有接触的所有欧洲人眼光看来，李鸿章在某些方面在中国所占的地位甚至此格兰斯登在英国的地位还要高。因为困扰的满清政府，每次当统治帝室的王公把国家带到毁灭的边缘，李鸿章就是政府唯一的必须求助的人。外国使节认为在中国可能作为理智谈判对象的一个人也是李鸿章。」
     ｛作者（雷禄庆）析述鸿章的优点与短处｝
     从鸿章一生的事迹及其所处的环境加以考察，作者试为归纳，认为鸿章具有不少的长处，但也有美中不足的短处，析述如左
     鸿章的长处，第一是眼光敏锐，认识时代最清楚。--由於鸿章事业的发轫在上海，与外国人接触最多，认识西洋文化比较深切，早在同治三年，他就看出中国必须师法洋人长技，培养人才，力求变法自强。那年四月鸿章写信给恭亲王和文祥，这封信被蒋廷黻认为是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他在信中强调中国必须学西洋的科学机械才能生存，并且专设一科取士，培养制器之人，研求制器之器。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的积习，把科学、工程悬为前途奋闘的目标。他以日本为例，说明日本的明治维新已见成效，中国不急起变法，日本就要效法列强来侵略中国。後来日本侵琉球，扰台湾，制造朝鲜问题，发动甲午战争，事实的演变果然不幸被鸿章料中。同年九月十一日，鸿章在给内阁侍读学士陈廷经（筱舫）的信中也说：「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在士大夫狃於平定太平天国的胜利而乐得自我陶醉的时候，鸿章已经体认到中国兵将不足以御外患，期勉当时的人要猛醒与努力。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鸿章函告丁日昌：「吾党如补帆、调甫、振轩、仲良、联翩而起，不可谓非才，仅比於乡党自好之流，孰是忧国如家，视远若近者？……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後，舍是莫由。」（朋僚函稿，卷十二，页二十五至廿六）这种卓越的眼光o，证明李鸿章是先知先觉者，当时自强运动的成绩也是靠着鸿章的倡导与努力才换到的。只可惜中国的大多数士大夫，连後知後觉都不愿意做，对於领导中国迎合时代的人都加以攻击。例如郭嵩焘被骂为汉奸，被人作了一对讽刺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於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闿运的日记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鸿章在马关议和时也被骂为汉奸。北京梨园名丑角杨三病故，有人恶作剧地作了一付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上有大哥瀚章，下有弟弟鹤章、蕴章、凤章、昭庆），李二先生就是指鸿章。当时士大夫的无知与嚣张，使得鸿章所倡导的自强运动不能得到理想的成绩，实在可惜。
     第二，勇於任事，不避困难。--鸿章富於进取的精神，遇有困难的事情，从不畏避。曾国藩在剿捻无功及处理天津教案难於收拾的时候，都由鸿章出来接替重任。甲午战败，无人能担负议和的重责，鸿章冒着被骂为汉奸的危险，仍旧挺身出来，远赴日本谈和，甚至遇到枪刺受伤，他宁愿让子弹留在受伤的部位，不肯开刀治疗，而口述大意，指示经方继续与日本折冲，就是怕耽误议和的大事。庚子拳乱，外军群集京师，他在强敌逼处、无可磋商的情形下，依然拼著老命，设法挽回国家濒於灭亡的命运。这种负责、坚毅的精神，又有几个人能赶得上？鸿章自壮到老，没有一日言退，因为鸿章勇於任事，以天下为己任，至死方休。这实在是鸿章的长处。
     第三，不畏谤言，忍辱负重。--鸿章虽然勋名盖世，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兼文华殿大学士，地位尊崇，可是鸿章所受到的攻击毁谤，也是多得不计其数。平定洪杨之初，即饱受苏绅的攻击，如侍郎殷兆镛（字谱经，道光二十年进士）疏劾鸿章横徵暴敛（指厘捐），有抗违朝命而不顾，恃功脧睃民等话；王宪成也上疏诋陷，有功臣加警戒，岁入四千万等话。鸿章覆奏抗辩，得到昭雪的谕旨，认为殷王腾谤，非是光明正大。甲午战败，鸿章远赴马关求和，订了割地赔款的条约，鸿章、经方父子所受到的毁谤，更是满天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劾李鸿章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请明正典刑。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御史易顺鼎奏劾鸿章父子权奸误国，比为蔡京、蔡攸与严嵩、严世蕃。主张应将鸿章拿交刑部治罪，经方革职严办。鸿章对於所有的谤言都不畏惧，仍旧实心实力地为国家做事，因为要顾全大局，鸿章不得不忍辱负重。二十一年九月廿二日，鸿章写信告诉新疆巡抚陶模：「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至於鸿章的短处，作者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下述二点：
     一、不能与旧势力严正对抗，反而有时与之妥协。--鸿章一生，始终想企求中国的富强，建立了中国第一枝现代化海军，创办了许多新式工业，在这创新`求新的过程中，不免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舆阻挠，鸿章固然时时在设法对抗，但在重要的节骨眼上，仍赚不够严正，而且为了留恋权位，有时反而与旧势力作某种程度的妥协。例如翁同稣常对鸿章加以排挤，翁同稣以军机大臣而管户部，不仅以部款支绌为理由，在光绪十七年奏请海军停购船械二年，甚至弹药的补充也多方限制。据说翁同稣是为了当年乃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以致远戊新疆，而曾疏却出於当时在曾幕的李鸿章的手笔，於是以帝师之尊而手握财政大权的翁同稣想要一报私仇，便处处设法对鸿章加以倾陷排挤。鸿章不能据理力争到底，只有隐忍妥协，其结果乃使战备空虚，注定了甲午的败因。又如海军经费移充颐和园工的事，鸿章也有缺失。光绪十一年九月设立海军事务衙门，第二年十一月，总理海军事务的醇王就写信给鸿章，把脑筋动到海军经费头上，鸿章倚赖醇王为奥援，也随便妥协同意以後海军经费陆续被挪用，以至自十四年以後，海军未增一船，海战又安得不败？
     二、任用私人，举措不公。--鸿章虽然师事曾国藩，但却没有学到曾氏陶铸人才的本领。曾国藩生平求才若渴，得人甚盛，中兴名臣将帅多半出於他的荐拔与造就。鸿章虽然体认到培植继起人才的重要，曾在国藩去世前数天（同十一、正、廿六）写信给国藩表示：「季老（左宗棠）志在尽瘁，鸿章自度精力日颓，文武将佐亦少艰贞耐苦之人，设有缓急，将若之何？吾师以天下为任，曾豫筹及否？」又在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写信告诉刘秉璋：「今名位已极，责任尤重，恒无可用之人，独来独往，将何已时，为之三叹！」但是鸿章却没有积极地去发掘陶铸可以蔚为大用的人才。盘旋在鸿章脚底下的人员多半是淮系人物或者安徽同乡，所以张佩纶在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一日的日记中评论道光以来的人才，他说：
     「过孝达（张之洞），辑先哲录。饭後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进士，道光间官至两江总督，治绩卓著，卒谥文毅。）为第一。其源流约分三派：讲求史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锰）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湊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左宗棠在光绪四年晋封为二等恪靖侯）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阎丹初（敬铬）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鸿章用人，重才而不重德，更重视乡谊，局所军营所安插的多半为安徽人，外省人几无立足之地。鸿章又有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皖籍子弟随他出征保卫国土，战事过後，理应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遇有小过，也宽纵不问。这样一来，鸿章的部下越来越不健全，风气也慢慢败坏。试看光绪十三年七月廿日鸿章上奏保举将才，对记名提督衞汝贵（字达三，安徽合肥人）的评语是「训练精严、谋勇兼裕」。到了甲午战争时，衞汝贵的部队（盛军）纪律却最坏。二十年八月十三日，鸿章「寄平壤衞统领」电文称：
     「顷奉寄谕，卫汝贵恇怯无能，性情卑鄙，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军心，，沿途骚扰，必至败事，著查明严参等因。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
     卫汝贵的腐败无能，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鸿章为了顾全乡谊以及不使淮系家丑外扬起见，加以庇纵，这种任用私人、举措不公的事，不能不说是鸿章的一个缺点。
     撇开鸿章的一些小缺点不说，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集文事、武功、内政、外交於一身的伟人，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有几人？他的真知睿见以及一些创造性的成就，不能不令後人感到佩服！因为鸿章并没有接受现代的科学教育，也不懂西方的语言文字，却能体会出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遇的敌人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大声疾呼，要变法图强，力保和局，以达到「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的目的。这是同治十三年鸿章在「筹议海防摺」中的名言。很不幸的是自强事业碰到的阻力太大，当时的守旧分子屡屡加以攻击掣肘，以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到有限度的成绩，甲午一战，证明自强运动还是失败了。当前，我们遭遇到更大的变局，大家应当从历史吸收教训，人人以国事为己任，力求创新，共谋富强，让中华儿女创下辉煌的历史新页吧！

    沈云龙为雷禄庆《李鸿章新传》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