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德邻认为：攻打使馆荣禄从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主张镇压义和团，更反对向列强宣战。他与中央和地方那些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保持密切联系，勾通消息，使京中和地方的反对派连成一气。但是在四次御前会议上他没有像许景澄、袁昶等那样与主战派论争，他为官极有心计，他知道太后的意图，不敢违背，以免给启己招来祸患，但他也知道向列强开战的后果，所以又要竭力避免，……【详见】
     唐德刚认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荣禄，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他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详见】
     杨剑利等认为： 应当说荣禄在这次事件中始终是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他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与各国开战。主张对义和团采取强硬立场。对使馆实行明攻暗保。在战败的险恶局势下，荣禄建议慈禧接受《议和大纲》。还在慈禧未回銮之前，荣禄就再三请太后于谕旨中外，明白宣示，改革旧制，以行新政。 【详见】

相蓝欣认为： 为了避免与载漪等守旧派正面冲突，荣禄的地位使他更加能够影响慈禧太后的政策取向，对后来事态的发展会起到关键作用。不幸的是，荣禄的个性不允许他像恭亲王奕訢一样，在国家利益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荣禄功于心计，过于投机。事实上，他对慈禧太后心态的洞悉能力恰恰是他最大的心理包袱。荣禄从一开始就明白慈禧太后对洋人强硬态度的忌恨以及对拳民造反的矛盾心理。所以，在这个时刻还是不发一言为上策，他决定静观事态的发展。他对于王公权贵大肆吹嘘义和团拳民如何神勇的说法虽然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及时地加以驳斥，荣禄的表现不谛对清廷的命运来说是一大悲剧。五月底复出后，积极表示意见，采取各种行动，力图控制事态发展，但已为时晚矣。（如11年5月30日，朝廷颁布上谕，明指拳民为无知愚民，并声称要对其实行弹压。荣禄在此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径往颐和园，声泪俱下地恳请太后起驾回宫主持朝政。他冒着个人风险，向朝廷建议调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以图挽救。）【详见】

苏同炳认为： 假如当时执掌实际政权的军机大臣荣禄也能像袁昶一样，在收到江苏粮道罗嘉杰的此一密禀之后，先经过一番研究推敲，或与当时熟悉外情的许景澄袁昶等人详密考虑，确定其消息来源并不可靠，便当在奏明慈禧太后之后，治以轻率密禀之罪，那就不致因招来误会而酿成后来的滔天大祸了。关于这一层，后文所引的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另有详细论述，可知此事实因荣禄之处置不当而起，荣禄之责任甚大。据此而言，罗嘉杰之轻率密禀，固然其咎甚重，而荣禄身为枢相，竟亦不加分辨，张皇入告，比之罗嘉杰之轻率，其咎戾似更过之。庚子拳乱之时，由于董福祥屡受荣禄之指挥进攻使馆，所以在辛丑和约签订之后，荣禄因此而颇受董福祥的挟制，至于不得不斥巨金以使其缄口不言。假如荣禄在拳乱之时没有驱使董军进攻使馆的事实，荣禄对董福祥又有何忌惮可言？而董福祥的信中更曾透露，当乱事未成之时，荣禄也是赞成招抚拳匪而用之的！然则佐原笃介所说，荣禄于拳事初起时本与端王刚毅等主张相同，及义和团董福祥军屡攻使馆不下，始知事机不顺，然后又阴持两端，致电南方诸省表示未尝赞成对外国宣战而力不能挽回，以为预先卸责之地，实在可说是史家的直笔，既无讳饰可言，亦不曾冤枉了他。【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