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为何而作？张之洞日后自述说："自乙末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日 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 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这是张之洞事隔若干年后的追忆，大致不 错，只是号称"辟邪说"的语气略重，顶多是"暗攻康、梁"而已。他的幕 僚陈庆年的《横山乡人日记》称："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 难端。"但无论如何，《劝学篇》之作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张之洞 针对维新派"言新学"、顽固派"守旧学"的情形，展开两线作战，他认为： "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 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其《劝学篇》则是"内 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因此，关于《劝学篇》之 所作便也使人颇多疑惑。有人认为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意在两面讨 好，是投机之举；殊不知《劝学篇》成书之时（约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底 至闰三月初），事态尚不明朗，将有两面得罪的危险。也有人认为《劝学 篇》是专攻康、梁维新派，因而使张之洞能够在戊戌政变之后得以无事； 但有趣的是，《劝学篇》是在百日维新期间经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光绪皇 帝的谕旨而颁行天下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些矛盾现象呢？笔者认为，我 们虽然难以排除一些外在的因素，但我们更应从张之洞自己思想发展的 内在脉络来解释。所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之作，与其说是在于"破"，即 与人论战，毋宁说是在于"立"，即他是要在中西新旧的矛盾冲突中寻求 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构建一个能为较大多数人接受的"中体西用"的思 想体系，也就是张之洞自己所说的"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关于其"会通 中西"的思想我们将在以后论述，这里仅谈其"权衡新旧"的一面。
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尽管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康、梁维新派的势力并不大，他们的激进变法思想曾遭到普遍的反对。百日维新期间，杨锐密告张之洞说："近日变法，天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相对来说，张之洞的稳健变法思想更容易能被保守势力所接受，他的《劝学篇》的部分内容被选进保守派言论集《翼教丛编》就是明证。《劝学篇》成书之日，正是康、梁维新派得势之时，关于是否刊刻，当时在张之洞的幕僚中尚存在不同意见。据赵风昌回忆："王雪岑诸君告我：府主近作《劝学篇》，烦你进言，阻其勿刻。我如言之。即云：你看看再说。我一看，于彼时情状，可谓对症发药，力请速刻。阻刻者嫌其不合时宜，劝刻者正为补救也。"所谓"对症发药"，正是针对康、梁维新派的激进主义而言的。辜鸿铭曾明确地说："我曾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劝学篇》是在那次会议之后"立即写出来的"。与康、梁维新派的遭遇相反，张之洞的《劝学篇》在当时颇有市场，在光绪皇帝谕令颁行全国之前已经流传开来。据张之洞的侄儿张检来自京师的报告说："《劝学篇》遍传日下，一时都人士无不击赏折服。……值此异学争鸣之日，实足以正人心，固土气，杜伪学，遏乱萌。"光绪皇帝对《劝学篇》的态度颇可玩味。黄绍箕进呈《劝学篇》时在奏折中所述原委是：光绪皇帝召见他时说："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显然是对激进的趋新与极端的守旧两种态度都有所不满。黄绍箕当即奏称，"湖北督臣张之洞纂有《劝学篇》，持论切实平允，尚无流弊，容当进呈"，得到皇帝的允许。光绪皇帝在将《劝学篇》颁行全国的谕旨中称："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就在黄绍箕进呈《劝学篇》的当天，顺天府府丞丁立瀛奏请开议院，光绪皇帝览奏后云："吾变法并非要变成洋鬼子。幸今日已见张某之书，方始明白君权之要；不然，如丁立瀛此奏，吾又几乎上他当矣。"应该说，《劝学篇》的思想主张，光绪皇帝是赞成的。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为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变法君主"光绪皇帝对《劝学篇》持赞同态度，绝不是因为它攻击康、梁，而是因为它"权衡新旧"的稳健的变法思想。
也许《劝学篇》进退有据的稳健策略确实给张之洞带来了好运，因其"暗攻康梁"的一面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但是，张之洞在戊戌政变以后的平安无事，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劝学篇》，而且还因为他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机巧的应变能力。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张之洞在与康、梁有过短暂的合作之后便很快走向分裂。当康、梁在风头日劲的时候，他随时注意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曾密电杨锐说："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当然，老于世故的张之洞在事态尚不明朗的情形下也不会贸然出击，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静观事态的变化，如他曾致电在京的侄儿张检询问："康学之谬，众人知之否？"在政变前夕，张之洞表现得特别谨慎，当听说有人要奏请召他进京"入枢"，他急电在京的钱恂"务望力阻之"，认为自己"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这与几个月前应召进京时飞快地跑到上海的情形大不一样，显然此时他已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即将大变。这时，张之洞已开始有意疏远维新派人物。黄遵宪奉旨查办《时务报》案后，希望他与刘坤一"会衔代奏"，张之洞百般推脱，认为黄遵宪当时在上海，"自应由南洋代奏"，而自己"远在鄂疆，未便列衔"。他已不愿与维新派人物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张之洞还积极与荣禄和袁世凯等人加强联系。当时，张之洞的儿子张权、侄子张检、侄女婿及门生黄绍箕和亲信幕僚钱恂都在京积极活动，湖北按察使瞿廷韶也正进京引见。他要瞿到天津与荣禄、袁世凯联络，并在京与王文韶、孙家鼐诸大老接洽，一方面探听政局变动情形，另一方面营救杨锐。杨锐是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办尊经书院时的得意门生，之后一直追随他，政变之前在京师充当他的"坐探"。营救杨锐的举动，既是一场师生情谊所致，也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他通过瞿廷韶和盛宣怀转达上述荣、袁、王、孙诸要人的一套说辞，其实就是自辩。他说："杨叔峤锐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事实上，张之洞的这些举措确有收效。荣禄主动电告他要给慈禧太后的"训政大典"发"贺折"，表明这层关系已经顺利拉上。慈禧太后召见瞿廷韶时，"颇详询湖北情形，奖宪台（张之洞）为国勤劳"，并认为他"甚顾大局"。种种迹象表明，在政变一开始，张之洞即可以平稳渡过。
戊戌政变使张之洞与康、梁维新派的关系彻底决裂。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维新派依靠着一个没有实权实力的光绪皇帝而卷进帝、后之间的宫廷政争中。他们激进的变法思想本来已受到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攻击，而他们谋围西太后的极端激烈的举措，更使自己最终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惨败。与维新党人或被杀或逃亡的命运不一样，张之洞则仍旧安然于位，他不但积累了更多的政治经验，而且与慈禧太后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一层。此后，张之洞不遗余力地攻击"康党"，康、梁等人也经常与他为难。
最后还需说明的是，张之洞虽然与维新派决裂，但这并不意味他与顽固派搅在了一起。我们知道，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分裂，虽然原因不简单，但重要的一条是变法方式的激进与缓进的区别；与维新派的激进态度不同，张之洞是要在难以调和的新旧矛盾之间寻求第三条较为稳健的变法道路。因此，正如张之洞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始终不变一样，他的变法宗旨也是不会变的，仍然是"提倡西学新法如故"。政变之后不久，张之洞的门生出使俄国大臣许景澄即致电提醒他说："西人重维新，轻守旧，似应专罪康筹谋，不訾变法，方杜藉口。"事实上，张之洞也是一面攻击为清廷判定犯有"悖逆"之罪的"康党"，一面仍然坚持自己的变法自强之道。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他致书顽固派首领人物徐桐大发警世危言："若不急谋自强，恐有再图十年之安亦不可得。"本来，张之洞的变法思想虽然不至于过分得罪顽固派，但与顽固派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比如他的《劝学篇》，刚毅说："吾辈要之何用？"徐桐则甚至认为其"尽康说"。明乎此，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庚子年间张之洞对顽固派的态度及其新政思想的渊源。
三"儒臣'之崛起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说到张之洞是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不同的"儒臣"。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出身翰苑词臣，以办洋务而跻身地方实力派大臣之列，与曾，李诸人主要是因军功发迹大不一样，所以，他在关注王朝政治前途的同时，更有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命运的深切关怀，既为良相，又为良师，这是张之洞"儒臣"品格的双重写照。
张之洞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是在《劝学篇》中所构建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张之洞明确标举："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中西新旧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他试图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正如他所自叙，是"权衡新旧，会通中西"。如何权衡、会通呢？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中，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是平等对待，而是有主次之分、先后之序和本末之别；具体而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先西学为后，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他说：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 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 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 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 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 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他并不完全守旧，而是主张有限度的变革，即在激进派的趋新与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他所坚持的是中国的纲常名教，这是中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他也主张学习西政、西艺，不仅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可以有某些制度的变革，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是他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内容。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哲学基础。《中庸》被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称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作，"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傲之极致也。"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找一个恰当适度的做法，这是儒家伦理关于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常以儒者自居的张之洞特重《中庸》，他尝自称平生办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他自叙"终身持之，无敢差异"的从政宗旨是："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张之洞把《劝学篇》24篇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知"，即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认为"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并引述《中庸》第二十章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意，以孔子"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之言相比附，以为《劝学篇》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可见，《劝学篇》之所作，是有意融会贯通《中庸》的意旨。《劝学篇》所构建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辅以西方近代文化之所长，使中国文化得以改造与创新，这无疑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理念。
"中体西用"的思想不是张之涧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致在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已从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在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之间，他采取了"调和折衷"的方法。正如辜鸿铭所说： 张之洞和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方 法，因为他看到了伴随这些方法而来的粗俗和丑陋。但中法战争 之后，他认识到，单是用严正的儒教原则，要对付诸如法国舰队司 令孤拔那配备有可怕大炮的丑陋而骇人的战舰一类的东西，是无 济于事的。于是他开始调和折衷。他一方面感到采用这些丑陋可 怕的外国方法迫不得已，不可避免。又认为在采用这些方法的同 时，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的庸俗丑陋成分。可见张之洞主张在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同时，也主张用儒家道德精神消除如辜鸿铭所称的"欧洲那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可怕怪物"，。所以，如果说他的洋务活动尚是一种具体的实践，那么《劝学篇》的写作则是作了一个理论的概括与提升。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随着他的《劝学篇》的刊刻与传播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在六月初六、七日（7月24日、25日）先后诏发了两部私人著作：一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是张之洞的《劝学篇》。有趣的是，前者的一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向来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初始表述；后者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系统阐释。这样，不仅《劝学篇》一书挟朝廷之力得以风行，而且"中体西用"思想更是借皇权之势而被广泛流传。《劝学篇》面世以后，不断被人翻刻，并很快由传教士译成外文。据英文译者吴板桥（Samuel I..Woodbridge）牧师称，据可靠的估计，其发行量在100万册。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19世纪后期中国绅士阶层的总人数约140万人，这应是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一个半人左右就拥有一本《劝学篇》，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如果考虑到借阅传观的因素，那么其影响则更为巨大。《劝学篇》的大量发行，也使"中体西用"思想广泛传播。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虽然"中体西用"说不是张之洞的最初发明，也不是他的独家思想，但是，说他是这种思想的最具权威的发言人或典型性的代表人物则毋庸置疑。应该说，《劝学篇》已经收到"劝学"的效应。
与李鸿章"生平大病，坐不读书"的情形不同，张之洞则"好读书，非至终卷，不忍释手，甚至于倦极人梦，犹手握一卷也"。他虽然不是一个职业学者，但他却好标榜学问，常与人论学，尤喜著述，好为人师。从《輶轩语》、《书目答问》到《劝学篇》，以及庚子年间的《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都表明张之洞一直是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士林导师的角色。如果说《輶轩语》和《书目答问》还只是一般学政训士向学的教学参考读物，那么，《劝学篇》和《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指南书。《劝学篇》不用说，《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乃是张之洞有感于"大道之郁也久矣，吾不可以无劝也"的情形下而作以为之的。张之洞此文痛斥康、梁"犹太我中华"，表明自己的"扶植名教之志"，希望"国会诸人以及外洋各省游学诸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勿为康党所愚，勿蓄异谋，以枉其天才；勿助凶人，以残其种类"，完全是一派宗师说教的口吻。
摘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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