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引入瞩目的洋务派后起之秀，坚决的对外抵抗派和提倡中西兼学的教育家。在《劝学篇》出版之前张之洞的仕途经历，可以一言以蔽之，他是"与时俱进"的实干家。所谓"与时俱进"，是说他没有落后于时代，他的事业与时代的进步是合拍的，并涌人了这个进步潮流中。所谓实于家，是指他是以事实促进步，而不是以先进的思想引导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是我们在研究《劝学篇》时必须充分注意到的。
     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的周边藩属丧失殆尽，不是被吞并，就是沦为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长驱直人，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国内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长期不能恢复，社会动荡不安，清王朝的统治力量相当虚弱。增强国防、建设近代新式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当时清朝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开出的救世药方，同时也是相当时间里国内先进分子的一种共识。洋务运动的展开和发展不仅要克服来自顽固势力的巨大阻力，而且也要克服洋务派自身的思想局限。所谓"中体西用"，一方面是洋务思潮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洋务派及其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现实审时度势的产物。冯桂芬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李圭谓"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说法略有不同，但目的在于扫除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障碍，这是一致的。学习西学，无损于人伦纲常--这在当时中国士大夫看来，天经地义地是孔盂之道，以儒者而学西学，非但无损于人格，且"圣之时也"。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洋务派将西学付诸实施后，立即会遇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如何采西学而不损中体．即"用夷而不变夏"，这必须界定体用。洋务派丁日昌的话具有代表性："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也就是说，除西方的所谓"奇技淫巧"外，余均为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实践基本上囿此范围。这种自我局限，既是思想局限，更是历史局限，也是对体用之间内在矛盾的清醒意识。文祥密奏云："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可以看出，洋务派已经看到了克服这种矛盾的困难。总之，在张之洞之前的洋务派官僚已经走出了学习西方的重要一步，学习的范围限于技艺，在政体改革方面，他们不是没有想到，就是看不出有什么现实可能性。作为洋务派和洋务思潮的后劲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洋务思想本身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这也是我们必须充分注童的。
     在张之洞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无疑还受到了早期维新派以及康、梁的思想影响。早期维新思想最初是作为洋务思潮左翼面目出现于中法战争之后，它对于洋务运动的批评，与其说是反对，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康有为、梁启超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们的政治改革纲领。有关维新思潮的发展，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将在最后讨论一下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改革纲领。
二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的震动，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历次侵华战争所不能比拟的。中华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那样引起国人的关切。孙中山与兴中会在广州起义，提出建立合众国的主张，虽然是一种前途选择，但国人莫不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几乎毫无市场。张之洞所面对的主要是两派，一派是高唱恪守礼教以维国本等陈词滥调的顽固派，一派是鼓吹民权自由以救中国等新奇理论的维新派。他走的是中间路线。
     《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分9篇，外分15篇，而以《序》概述全书要旨。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在民族危亡之际，天下有志之土何以救中国?张之洞首先呼吁的是国人的团结，即所谓的"同心"："同心以救弊，齐心以捍患。"同心的基础是"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张之洞认为保国、保教、保种三者不可偏废，"安危与共"（《劝学篇·同心》）。保国，就是保大清国。张之洞历数大清帝国之大仁政十五项，今天读来有些肉麻，但是当时大多数土大夫乃至维新派对清政府仍怀忠爱之心，希望清政府振作，确是实情。即使村野小民组织的"义和团"，还在一年以后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可见民心一斑。保教，就是保孔孟礼教、三纲五常。因此，张之洞反对兴民权、废祭祖、倡男女平等之说，并且耻谈西国的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用以比附中国之三纲，其见识自然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保种，即保"三皇五帝声被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的"黄种"。张之洞深切告诫国人国家沦亡之后种族所受之屈辱："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矣。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劝学篇·知类》）因此，张之洞痛斥了两种人，一种是"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为此非发捻之比"，一种是"诋中国为不足有为，……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后一种人实际上是一批绝望的维新派，走上了歧路。
     出身于以"维持名教为己任"的清流党，张之洞竭力从经学上划清自己与维新派和顽固派的界限。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基础，是异端化的今文经学。这一学派湮于东汉，复兴于乾嘉，特别注重研究阐发孔子"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至光绪以来，"其风日肆，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劝学篇·宗经》）这已经是不指名地攻击康有为了。另方面，张之洞又隐讽顽固派为"迂陋无用之老儒"，"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劝学篇·循序》）。维新派的"孔子"不是孔子，顽固派的"孔子"也不是孔子，只有张之洞所讲的"孔子"才是真孔子。"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同上）这是学有本原而识时务的洋务派的"孔子"。在经学分野上，康有为代表了今文经学的异端，而洋务派与顽固派大体上均出于理学营垒（在太平天国以后，汉宋之争日渐偃旗息鼓，实际上形成了理学容汉学之势）。但是，顽固派主张内圣即可外王，即所谓"以礼义为杆橹"，而洋务派则主张在恪守礼义的同时，应"师夷智"，"中体西用"。洋务派由此而自立门户。
     张之洞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这一思潮的贡献在于，他把洋务派的理论门户张大到了最大限度。前期洋务派之"西用"止于"西方技艺"，即枪炮兵船、天文历算、声光化电、工程技术之类，而张之洞则把"西用"扩大到了"西方政艺"。这是《劝学篇》外篇重点阐述的思想。
     张之洞指出，在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夫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劝学篇·设学》）。也就是说，西方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交通运输、工商业经济政策都可以施行，非但无害于专制政体、无害于世道人心，而且是救国之急务。这种广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政策的主张，说明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政治改革的领域。
     魏源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重在"师夷技"。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则进了一步，不仅要学西方的技术，而且要学技艺所依之学理，即科学。张之洞则将"夷智"也就是西学扩大到社会政治科学领域："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劝学篇·益智》）要求得上述种种之智，必须去"固陋虚骄"之"妄"、"侥幸怠惰"之"苟"，即顽固派的种种腐陋。在教育上，张之洞主张广游学，设学堂，定学制，广译书，办报馆。政治上，张之洞主张实行变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促进农工商实业，开发矿藏，发展铁路交通事业，采用西方的军事制度，等等。由"西艺"而"西政"，这是张之洞儒学防线的退步，又是他思想的进步。这一进步的出现，既受到了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刺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维新派的某些主张。《劝学篇》是这一思想发展的过渡阶段，到张之洞、刘坤一在1901年的《江楚会奏三摺》而完成。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与时俱进"，并未落后于时代。
三
     评价张之洞《劝学篇》的历史作用，学术界通常采用两个标准，一个是戊戌变法，一个是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达到的思想水平。笔者认为，思想水平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一种思想的实际历史作用，往往不是取决于其达到的水平，而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性质如何，以及这些需要转变为历史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人们通常认为，戊戌变法是康有为等维新派积极奔走、呼号的产物，是在维新派指导下的一场政治改革，而把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于顽固派一起划到了戊戌维新的对立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主持百日维新的光绪皇帝固然受到了维新派的思想影响，起用了一批维新志士，但是，他所推出的所有政策，并没有超越《劝学篇》所设定的改革范围。在积极推行西方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对一些制度进行改革方面，洋务派是维新派的同盟军。
     ……由此可见，百日维新是在维新运动推动下，维新派与一部分"与时俱进"的洋务派共同发动的，在这个"与时俱进"的洋务派中，包括了张之洞及光绪帝本人。
四
     熟悉十九世纪末叶中国政治史的学者大概谁也不会否认，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并不具备实施君主立宪政体的条件。因此，《劝学篇》所揭示的更多的是与维新派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而不是现实的政治分歧。
     对于《劝学篇》批评最透彻的是何启、胡礼垣的《劝学篇书后》。在序论中，他们指出："（《劝学篇》）之作，张公自言，规时势，综本末，以告中国人士。其志足嘉，诚今日大吏中之矫矫者矣。独惜其志则是，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何、胡是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批评《劝学篇》的，颇有精彩之论，但在当时，他们的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读来不免有苛论之处。比如说，"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从无有以容悦之言，为固宠邀荣之计，而能不愧为大臣者"，言下之意，张之洞事君无"道"，光绪帝如不接受所谓之"道"，不如不说，免开尊口，这种论辩风格不值得欣赏。学者最常引用的"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一语，也是过激之论。如依此推论，大概不仅张之洞，连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也要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任何先进的政治思想主张，在进入政治运作过程以后，必然不得不退到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现实中来。在参预变法之前，康有为曾积极主张开设议院，但在实际参与变法之后，则马上改变主张，认为中国不能速开议院，谭嗣同、林旭要开议院，康有为反而"力止之"。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议院只是一种手段，在"旧党盈塞"的情况下，即使开了议院，也可能为旧党把持，"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既然在政治上推迟了议会制的实施，那么他们在具体的新政政策上也就不可能没有与张之洞《劝学篇》推广西学"政艺"主张相沟通的桥梁。也就是说，推广西学的"政艺"或新政，是中国的当务之急，这是务实的维新派与洋务派左翼所达到的共识。至于两派在国家政治体制选择上的深刻分歧，并没有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形成现实的政治冲突。在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从清政府内部被清除以后，执行戊戌变法"遗嘱"的新政在两年以后由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左翼来鼓吹推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没有达到维新思潮的思想高度，但毕竟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在甲午战争以后新的发展，在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方面与维新派达到了共识，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改革中，仍有其进步意义。

    摘自（《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主编 苑书义 秦进才，1999）

回到重评《劝学篇》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