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同意变法'说
【简说】蔡乐苏等列举光绪的日程，说明在颁发"明定国是"诏之前，光绪与慈禧过往密切，说服慈禧进行变法，并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蔡等认为，无论"明定国是"诏，还是四天后的罢翁等谕旨，都是光绪和慈禧的一致意见。任用王文韶和荣禄，都用得其人，光绪对荣禄还抱很大希望。马勇认为，变法不是帝党的单干，而是各个派系达成的妥协，是符合清朝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的；并举出例证：百日维新前慈禧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留览十日"，并未表示反对。
〖梦史氏按〗蔡乐苏等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慈禧和光绪共谋变法的画面，与历来所说慈禧一开始就准备"秋后算帐"，布下了几个杀着等等，大相径庭。对此，蔡等详细列举了史料，作了分析，文字虽然长了点（五千多字），还很值得一看。不过，光看日程，光绪老跟着慈禧，也未必就能证明他已经说通了慈禧。摘录的马勇文字，则着重于分析：慈禧作为清王朝的实际最高统治者，面对现实，她也要采取措施奋力图强以维护、巩固其统治的；从她支持洋务即可看出。
【详说】
蔡乐苏等在《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蔡乐苏 张勇 王宪明 著）中指出：
……光绪皇帝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各种有关"明定国是"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说服慈禧太后的工作。下列日程表可以反映出光绪皇帝在奕訢死到宣布"明定国是"诏期间12天的活动情况：
5月30日(四月十一日)⑴奉慈禧太后驾临恭王府赐奠；奉皇太后还颐和园；回养心殿；发布谕旨，追悼、表彰恭亲王，宣布恭王丧事一切"俱由官为经理"(详见上节)。5月31日(四月十二日)转发慈禧懿旨，命大学士九卿考定恭王侑食庙廷位次。
6月1日(四月十三日)到颐和园倚虹堂少坐；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奉慈禧太后幸景福阁，侍慈禧太后早、晚膳；驻颐和园玉澜堂；谕内阁：宗人府宗令著奕劻兼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著魁斌署理，镶红旗满洲都统著熙敬署理。又发布上谕：
朕叔恭忠亲王薨逝，昨朕亲临奠醊，追怀勋德，感怆良深，业经钦奉懿旨，赐加谥号，入祀贤良词，并以王功在社稷，特恩侑食庙廷，其饰终典礼，谕令该衙门察例具奏。本日呈递遗章，殷殷纳诲，上则敬天法祖，尊养慈禧，下则经武整军，用人行政，靡不恳挚周详。循览之余，倍增悲惋。朕仰承慈训，近年以来，军国重事，实赖王竭诚匡弼，悉协机宜，一旦失兹柱石，中外臣工，谅亦同深感悼。尔诸臣等当以恭忠亲王为法，各摅忠悃，共济时艰，以竟贤王劢相国家之志。⑵
6月2日(四月十四日)驻颐和园，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谕内阁：命礼部议奏杨深秀所上《请厘定文体折》(此折由康有为代拟)。
6月3日(四月十五日)驻颐和园；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谕内阁：湖北按察使著瞿廷韶补授。
6月4日（四月十六日）驻颐和园；到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奉慈禧太后幸景福阁；陕西布政使著李有棻补授，袁昶著补授陕西按察使。
6月5日(四月十七日)到恭王府跪接慈禧太后，奉慈禧太后驾临恭王府，赐奠酒；奉慈禧还颐和园；驾还养心殿；谕内阁安排四月十九日大高殿拈香祈雨；谕内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着徐寿朋补授；谕令各省督抚通行晓谕停收铺税药牙(捐)，有地方官敢影射勒捐者，可严行参办。
6月6日(四月十八日)发布谕旨：郭宝昌著补授安徽寿春镇总兵。
6月7日(四月十九日)谕内阁：新进士著于本月二十八日在保和殿朝考。
6月9日(四月二十一日)赴颐和园，至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奉太后幸景福阁；侍早晚膳；驻颐和园玉澜堂；谕内阁：前国子监祭酒王韶荣著仍在南书房行走。
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诣乐寿堂给慈禧太后请安。谕内阁：荣禄著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著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著崇礼补授。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诣乐寿堂，奉慈禧太后幸景福阁；侍早膳毕，驾还养心殿。
从以上日程表可以看出，在百日维新正式开始前的12天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在皇宫中的时间只有4天，大部分时间与慈禧太后在一起，有3天驻在颐和园，与慈禧太后共进早晚膳、陪太后到景福阁赏景的时间有5天多(第一次3天、第二次2天)。在国家多难之秋，光绪皇帝把如此多的时间，花在颐和园中，显然不是为了赏景，慈禧太后赏景的兴致也未必那样高。在这8天的时间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定有大量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治国路线、主要人事安排、变法方向等问题需要被此交换看法，实际上，由于光绪于6月1日在颐和园中所发上谕里明确表彰恭亲王遗折"上则敬天法祖、尊养慈闱，下则经武整军、用人行政，靡不恳挚周详"，并要求诸臣"以恭忠亲王为法"，慈禧太后可能比较满意。回宫以后，光绪绪皇帝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构思变法设想和人事安排。等到6月9日第二次赴颐和园时，光绪皇帝提出了一个以荣禄和刚毅等为首的内阁组织方案，获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随即于6月10日发表。尤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新政的重要人物一得知荣、刚、祟三人的任命后，内心的感觉竟是"政令一新矣"，⑶这意味着在这部分人的心目中，"百日维新"是在荣、刚等人获得任命时就已开始。
6月11日，光绪皇帝在侍奉慈禧太后吃完早膳后，返回养心殿，当即连发两道显然得到了慈禧太后认可的上谕：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
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⑷
"明定国事"诏的颁发是变法维新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关注，主张变法者为之欢欣鼓舞，摩拳撩掌，跃跃欲试，准备在即将开始的大变法中一试身手。接下来的举措也着实令人鼓舞：6月12日，光绪皇帝就总理衙门奏侍郎荣惠请特设商务大臣及选派宗支游历各国折发布上谕："商务为富强要图，著各督抚督率员绅认真讲求，妥速筹办，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毋得虚应故事，并将办理情形迅速回奏，至选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著宗人府察看保荐、听候简派。"⑸次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宣布将于3天以后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令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衙门察看具奏。⑹举办应办的新政、擢用具有新学知识的人才，这些都是维新志士们向往已久的，如今终于从光绪果敢的行动中看到了希望。
但是，变法开始以后的第4天，即6月15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连发五谕，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更加强烈的反响：
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看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名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
嗣后朕驻跸颐和园之日，各该衙门遇有应行引见之员，著一体带领引见。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末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抠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昨经降旨，令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等选派游历。图思近支王贝勒等职分较尊，朕当亲行察看，毋庸保荐。其公以下及闲散宗室内如有志趣远大、才具优长者，著宗人府随时保奏。
王文韶着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著荣禄暂行署理。⑺
以上谕旨中，第一、二两道谢旨表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就变法过程中的人事安排达成共识，中央各部侍郎以上、地方各省提督以上重要官员由光绪皇帝任命，但由慈禧太后考察、训话，通过此种方式来确保新选官员的可靠性。第四道谕旨反映出光绪帝
日前所发有关宗人府保奏宗室王公贝勒赴各国游历的上谕受到了来自皇族上层内部的反对。人关以后，为了约束宗室王公贝勒，曾长期实行宗室人员不得擅自出京城、违者严惩的规定。经过200多年的演化，皇族中很多人已不知京城之外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一下子要让他们飘洋过海，到各国游历，不光心理上有一种恐惧感，旅途中的各种艰难也不是过惯了安逸生活的王公贝勒们所能适应的。此外，让宗人府来保奏王贝勒，也使这些皇族上层人士心理上产生一种耻辱感；只有他们有资格保奏别人，别人怎么有资格保奏他们?就是要保奏他们，也要皇帝才能保奏。这就迫使光绪皇帝不得不对已发诏谕进行了重新解释。
第三和第五道谕旨涉及到重要人士变动：翁同龢开缺回籍、直隶总督王文韶调京、新任大学士荣禄调署直隶总督。上述变动中，王文韶入京是为填补翁同龢开缺回籍后所留下的空缺。有清一代，满汉高级官员的任免基本遵循着一条不完全成文的规定：满汉官员基本保持平衡，中央各部尚书满汉各一、侍郎满汉各二，地方总督、巡抚也大体保持着这种平衡，尽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后汉族在地方督抚中占有越来越多的优势。现在，开缺了一个翁同龢，相应地调补进一名汉官来替补翁同龢所留下的空缺或担任类似于翁同龢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才不致打破原有的平衡而引起外界的揣测。而当时的汉族官员中，只有大学士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在资历、威望等方面可与翁同龢相比。李鸿章甲午战败后受谤深重，积怨甚多，又与光绪皇帝意见相左，虽其地位比翁同龢高，但不可能起用他，只能从另外两人中做出选择。4月底恭亲王病重期间，杨锐"与乔树楠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之洞)"⑻，"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决召
南皮陛见"⑼，总理衙门命即来京陛见，5月7日张之洞乘轮起程，5月15日到达上海。翁同龢"不悦张，会沙市有教案，乃与张荫桓密谋中阻。张已至上海，奉旨折回"。⑽看来所谓的恭亲王"遗折荐贤"推荐张之洞之事，其实在奕訢病重时就已经向前来看视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提出并得到同意，然后召张之洞人京，准备让张主持变法事宜，只是因翁同龢等人从中作梗，才没能实现，或更确切地说，调张之洞入京本来就是为撤换翁同龢作准备的，翁同龢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才巧妙地以处理沙市教案为借口，阻止张之洞入京。
这样一来，留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的对象实际上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王文韶。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咸丰二年(1852年)中进士，任户部主事、郎中，出任湖北安襄郧荆道，"左宗棠、李鸿章皆荐其才"。⑾ 1871年署湖南巡抚，次年实授。六年后，他被调入京，任兵部侍郎、军机大臣，不久改任礼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1889年授云贵总督，采取果断措施，平定会党、守军及土族叛乱，又募勇屯垦，改临安猛丁土官为流官，设府经历驻扎其地，又令各路土司各自为守，加强对西南边防线的防守，以防英、法两国在并吞缅甸、越南后继续侵我内地。甲午战争前，奉诏入都询方略，既至，奉命帮办北洋军务。李鸿章赴日议和，王文韶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马关条约》签订后，实授直隶总督。时关内外共有400多营军队，王文韶除酌留湘、淮、豫军30营外，其余一律顺利遣散，为清廷解除一大心病，同时对旅顺、大连原有海防之弊端和缺陷之处一一研究，提出重新布防方案，又强调开办水师、武备学堂，以储将才，奏设北洋大学堂、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在国家多事之秋，调这样一个"历官中外、详练吏职、究识大体"⑿熟悉边防事务的官员入京无疑是较佳选择。王文韶入京以后，很快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接替了翁同龢原来的职务。
至于荣禄调署直隶总督，表面的原因是要补王文韶所留下的空缺，深层的原因则是北洋权重，对政治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直隶总督一职始设于顺治五年(1648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全国共有防军、练军、新军等36万人，仅直隶一地就占63400人(练军11000人，留防淮军31000人，新建11400人，毅军l0000人)，⒀占全国正规军事力量的1／6强，而且都是战斗力较强的新式军队。再加上咸丰时代以后，天津已成为中外交通的桥头堡，许多重大的中外交涉活动都要在此进行，因此，直隶总督实将军事、外交、经济(通商、洋务)等重要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这样一个重要岗位，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却落到了汉族官员曾国藩的手中，曾氏死后又落到了李鸿章手中。对此，满族亲贵中早已有人表示不满，但无论从战功上，还是从才能上，都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匹敌的满族亲贵来取而代之。现在，机会来了，终于找出了一个无论资历、才能、功勋都可与王文韶比试高低的满族官员--荣禄。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族正白旗人，……对于其部下袁世凯等参与强学会等活动，他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在时人眼中，他无疑是一个稳健的变法领导人。⒁选择这样一个既有着长期领导军队、编练新军阅历，又有长期在朝廷和中央政府机关、地方政府机关任职经历，又具有新眼光的满族贵族来担任直隶总督之职，既能使各方接受，又可内控整个京津地区的局势，外与各国交涉，阻止外国军队因苛求未遂可能向京畿地区发起的进攻，保证京师的秩序和安全。光绪皇帝6月27日所发上谕中指出："直隶为畿辅重地，凡吏治、军政、一切事宜均应实力讲求。至外洋交涉事件，尤关紧要。荣禄办事向来尚属认真，惟初膺疆寄，情形或末周悉，务当虑心咨访，切实图维，……力为其难，不负委任也。"可以看出，光绪对荣禄所抱期望是很大的。
注释
⑴以下内容均据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整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
⑵《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30739-30740页。6月4日(四月十六日)
⑶张荫桓：《戊戌日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卷第2集)，14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⑷《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30767-30771页。
⑸参见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30774页。
⑹徐致祥等撰：《请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30777-30778页。
⑺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0册，30783-30786页。
⑻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碑传集补》第一二。
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总81号，1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⑽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碑传集补》第一二。
⑾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12375页。
⑿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12376页。
⒀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12373-12374页。
⒁参见冯永亮：《荣禄与戊戌变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超越革命与改良》（马勇 上海三联书店 2001）摘录
……
清政府的改革极限
人们时常以为戊戌维新失败的根源来自清政府顽固派的阻挠，确切地说来自西太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发动的政变。传统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它明显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而相对说来缺乏一种历史的分析。
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展开，并不是帝党集团撇开后党集团的单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清政府各个派系之间妥协的产物，是他们面对清王朝所处的实际困境而共同寻求的解救之道。帝党方面固不必说了。即使在后党方面，不仅在变法之前赞成变法，而且在变法期间，也大体持乐观其成或相当支持的态度。据记载，早在变法酝酿之初，西太后即明白无误地告诉光绪皇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第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①由此可见，西太后久有变法以图富强的想法，并没有蓄意阻挠变法的企图。如果从其前几十年采纳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大臣的建议所从事的洋务运动的进程看，如果说西太后对戊戌变法一味反对，似乎也不合乎其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
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当然清楚中国当时落后于世界的实际状况，她当然也期望通过变法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帝的支持与告诫，完全合乎她的身份、地位与思维的必然逻辑。事实上，不仅光绪帝颁发的"定国是沼"得到了西太后的同意和批准，而且在整个百日维新的过程中的所有重大举措也都得到了西太后的默许与赞助。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西太后作为光绪皇帝的坚强靠山，光绪帝决不敢开展如此有声有色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他仍将如百日维新之前那样，甘做儿皇帝。
撇开已有的成见，我们应该承认光绪帝并不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宣扬的那样，是一代英明伟大、果敢善断的"圣主"，他基于他自己的生存环境和长时期以来所形成的性格，在清政府的一些重大政治决策时，即便是在他亲自主政的时候，也对西太后有相当大的依赖。据记载："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视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慈禧，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左右伺隙即上诉而变作矣。"②
由此可见，百日维新中的重大举措，基本上并没有超出西太后的
控制能力和划定的范围，康、梁以及后来人对光绪皇帝的种种不满，似也基于光绪皇帝-不敢过分超越西太后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
……
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百日维新的目标并不在于帝党之私利，它的根本目的也只在于为己陷入困境的清王朝寻求一条解救之道，这一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就此而言，帝后两党并没有改革与保守之分。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帝党方面主张激进的变革，恨不能一夜之间重振清王朝的雄风；而后党方面主张在保持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的主导作用稳步地推动改革的开展，用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话说："苟可致富强，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3.因此，如果仅仅从帝后两党的利益冲突来研究百日维新之失败的背景与原因，恐怕很难得到事情的真相。
……
西太后对维新的否定与认同
按照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的想法，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由此而仅仅怪罪洋务运动以及几十年来的基本国策显然是不对的，也是过于简单化了些。不过，甲午战争的考验确也暴露了中国内政特别是体制方面的一些弱点和不足，中国就此进行某些适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当其时。因此，在甲午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太后对于国人的抱怨与指责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并对康有为以及一些开明官僚的维新呼唤、改革方案予以善意的回应，当她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后，不仅没有指责这一方面过激与荒谬，而是"留览十日"，进行审慎的考虑之后批转"各省督抚会议覆奏"。
或许正是由于西太后的默许与支持，从而使甲午战争之后原本以富国强兵、报仇雪耻为主导的维新运动竟然经过短短三年的时间，便因康有为等人的积极活动，而使政治改革的空气日趋浓郁，到了1898年，中国似乎已经变得如果不迅速进行政治改革，便什么事情也不能再进行。于是，西太后默许光绪皇帝于是年6月11日"沼定国是"，于是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在中华大地全面开展起来了。
……
①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64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②金梁：《四朝佚闻·德宗》。见《戊戌变法》第4册第22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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